李兰妮，1956年生，黑龙江宾县人。深圳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深圳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5月调入深圳市文联。198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同年获庄重文文学奖。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2008年，长篇纪实文学《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入选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文学名著系列。 2013年1月，长篇纪实小说《我因思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21年8月，长篇纪实文学《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身处孤独绝望的人啊，你要相信，虽在无人旷野，一定会有一束爱的灵光为你而来。
——李兰妮
手记
李兰妮的书，第一时间我总是不敢读。
2008年，她的长篇纪实《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出版。最终鼓励我翻开它的，是“星星雨”田惠平——中国孤独症儿童教育开创者，也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母亲。田惠平为这本书写的后记里有这样的话：“对于抑郁症，我们仍知之不多、需要学习。兰妮这本书，就是一本沟通之书。”“这种病的病人，对外界是有感知的。这是她的不幸。但因为有感知，还能思维，她说出了抑郁症的一切。让我们知道怎样去帮她，这又是她的幸，也是医学之幸。”
《旷野无人》读得我心惊肉跳，至今记得书里她那位有强迫症状的母亲——擦窗户会用力到把漆都擦掉，直到木头露出白色；打孩子，一定要打到她自己笑起来才罢手。读完又很羞愧，那年我已经采访过“友谊心友”的柏晓利——她多年救治的抑郁病人说她“能度人”——柏大夫曾经对我寄予厚望：“得有个记者懂这个。”可是我一直鲜有作为。想想李兰妮，她病得那么重，命运那么多舛，原生家庭问题那么大，可人家还能对这世界、对病友有所贡献……
后来，见过她上《锵锵三人行》，她好瘦。多少年里，偶尔会想：李兰妮还活着吗？因为《旷野无人》里她的痛苦真的惊到了那么见多识广、在自己的命运面前那么强韧的田惠平，田惠平在那篇后记里甚至说：“现在我很想对兰妮说，如果有一天，你想走就走吧，只要那是为了你自己。读了这本书你就明白，真正的尊重生命，就是尊重每个个人的特点。”
没想时间过去13年，会有李兰妮又一本新书来到我的案头。《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封面是黑色的，我把它压到别的书下面，平日里时不时对那堆书瞟上一眼，深呼吸。我知道我一定会有要翻开它的一天，因为我不可能放弃她成为我的访谈对象。
14日上午10点，李兰妮走下广州大厦的电梯来接我。她愈发瘦，但是花色的上衣里有红色。纤长的脖颈，不加掩饰地暴露着几次癌症手术留下的刀痕。她出差随身带茉莉花茶——“芳香精油对抑郁症好“、广式零食里经典的陈皮和橄榄，还有口感温润的糖——“要吃点甜的”。她在酒店普通的扶手椅上，把自己卷成各种舒适又优雅的姿势，病弱、单薄，又美好。
“进精神病院之前，我真的怕。”但她还是去了，还住了南北两家。她原本还想“北上广深”的精神病院都住一遍。她还去体验电疗。
“我希望告诉那些尤其是年轻朋友，有这个病不是你的错，但是你得去治。你不要整天躲在角落里头，自己责备自己。如果父母、亲戚不理解，当他们说‘你就是懒吧，你这叫什么什么吧’的时候，你不要被这种情绪左右，你要告诉自己说：‘我要去找专业的医生看看这到底是不是病。如果是病，专业的医生是能给我治好的。’”
李兰妮没有要孩子，她害怕抑郁症遗传。但是她希望传递希望：“一束阳光有时比药物还见效。我们在黑暗时感受光亮的敏感度远超常人。”
亲身体会电疗，力戒居高临下
北青报：您进精神病院体验、观察我能理解，为什么非要做电疗呢？
李兰妮：你看我这本书里写到的那个“高儿”，1米86的大小伙子。我估计他父母都应该是高知吧，他父亲我觉得可能是做设计的，整天拿个电脑在那。“高儿”自己是医学院大三的学生。按说他们这样的家庭，资源什么的应该挺好。但是在医院里，我就这么面对面地，看着这两口子逼着儿子，那个妈就拿饺子往他的嘴里塞。这儿子真的就是一直，我见了他几天都是这么木僵的，就低着个头说“不可以，不可以”。我本来告诉自己在里头不要管闲事，但是实在忍不住了。后来他们告诉我“医生建议电休克”，他们不愿意怎么怎么的。“高儿”病程都八个月了，你想孩子读的是医学院，母亲是大城市好医院的医生，那他们都不敢。实际上就是要常识来普及嘛。我说“我就电击过”。孩子没有什么反应的，但这两个父母说：“啊，你电击过？！看起来你很正常。”然后他们才下决心说给这个孩子电疗。后来“高儿”的木僵状态日见消失。我在广州惠爱和北医六院见过多名接受电击治疗的病人，于“高儿”，疗效可称“神奇”。但是也有别的恢复缓慢的病人。
这个让我很感慨。但是我不能深入往下写，我不能发各种议论。因为你对人家随便论断是不对的，可能是它的原因太多了。你不能指责他的父母哪里哪里不对，所以我很多地方只能是点到为止。
北青报：从我读书的感觉，您做得非常好，很适度。
李兰妮：尤其这10年，尤其90后的孩子，他们在网上接受的知识太多了。其实他所吸收到的知识，可能远远比你作者要丰富，很多他都能看法语原著、英语原著，也有很多是留学回来的。这些孩子一出生，咱们国家就已经是比较富足，起码城市里头很多都小康了。你给他发一顿评论，批判这个论断那个，第一，这些读者并不接受；第二，你自己就有点居高临下了。
北青报：在医院看到年轻的病人多吗？
李兰妮：很多。尤其在北医六院，我看那个孩子我挺心疼的，就是那个“莫有爱”。我不知道她是河南的还是东北的，其实这孩子长得比我还高一点，也还挺壮实的。但是她每天那么崩溃那么哭，经常是从病房走廊的那一头，“嗷嗷嗷”哭到这一头，就在那里喊“妈呀你不爱我。我莫有爱！从小就不爱，你就是不爱我……妈呀我莫有爱……”
后来我知道她从小跟着奶奶生活，6岁眼看着奶奶在她面前意外去世。她回到父母家，上面有姐姐下面有弟弟，然后又换新环境。那这孩子其实她永远就没翻篇。没有人真正解她这个结。那她父母当然后来很明白了，就觉得以前很对不起她，当年就会斥责她：“你看你姐多听话，你姐只比你大一岁，然后你弟……”北方人，那肯定对男孩又更那个。那你心想这孩子可能永远忘不了奶奶和她在一起的时光，和奶奶在她面前永别的那个场面。
她这个叫创伤后应激障碍，就永远没有过去啊。她现在20多岁了。
酒滥用和酒依赖
可以改变人整个神经系统
北青报：我觉得您这次书的结构很好，每一章，前面一个病人的故事，然后是“医学选摘”和“历史闪回”。就像“莫有爱”的故事后面链接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你写到的这些病人，你是每一个综合了很多人，还是说每一个就是每一个？
李兰妮：每一个就是每一个。
北青报：那我就觉得特别巧，你遇到的这些人涵盖了重要的各种精神障碍。
李兰妮：因为我选择呀。我其实碰到的更多，我就想应该选哪一个出来。
北青报：所以我觉得您选得特别好，比如说有那种过度关注自己容貌的。
李兰妮：唉，对，那个人讨厌死了，那个大厨。天天占着水房镜子看自己。我原来就是很讨厌这个人，而且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病。但是后来，因为看《精神病学》，我就明白这个人是“躯体变形障碍”。包括很多人去整容，大家有时候就觉得奇怪，你演员整容嘛，人靠这吃饭啊。但是有一些不是演员的，他为什么？他还不是整一次，他是无限次的。那实际上就是“躯体变形障碍”。你如果不解决他这个生物方面的问题，从所谓心理、从社会解决，根本不行。
北青报：还有那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人老了变得特别“色”。其实这在生活中也不少，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李兰妮：那实际上是额颞叶性痴呆。我有个朋友的妈，她是骂人，骂得呀，大家都非常惊讶。因为她以前是国民党高官的女儿，极其的风姿绰约，追求她的人无数。但是她到了那种时候，第一，她就会说所有的人要害她。第二呢，她就破口大骂、吐口水。它实际上都是额颞叶性痴呆，男女都会有。
北青报：我还特别高兴看到你提到了酒精成瘾问题。我以前曾经想各种机会，在我文章里提示这个问题。好多人只是觉得“不就喝酒吗”？觉得这是个德行问题，就是说这个人酒德不好，但其实这也是一种上瘾行为。
李兰妮：我一个呢，是对这个很感兴趣；第二，我自己也喝酒。我没有想到送这么多人进精神病院来治这个。为什么一定到医院戒呢？后来是书里那个“小财姐”的丈夫跟我讲。因为你在那里而想问护士不行，他们很忙很忙。你想问医生更够不着。正好“小财姐”的丈夫，他曾经在这里戒过，戒过三次还是什么的。问他他就说，你如果不进医院戒，你如果是酒精上瘾非常重的话，突然有戒断反应搞不好会死。不死它的那个反应也会很大，而且也不能戒断。
北医六院好像是中国第一个开设戒酒的区域。但是我看到那些我没敢展开，太多了，各种各样原因的。我数了一下，它基本上保持的有20多个是戒酒瘾的。书里那个“烧鸭哥”，他看起来可能是在很大公司工作的。他以前并不是喝得这么厉害，但是要签单嘛，签大单。后来喝得都挂相了，领导就不给他大单了，没有大单他收入就少啊。
最可怜的实际上是那个“花哥”，戒酒时间那么长。我们当时很讨厌他，他穿得特别的花里胡哨，那个颜色呀都晃眼，就觉得这个人怎么选衣服的。但是他后来突然说，他是由于目睹对面邻居全家被杀的现场，他是被这个惊着了。而且一开始给治反了。他比我早进来，后来我出院他还没好。
它为什么难？就是长期酗酒的人，酒精已经改变了他整个的神经系统，比如脑神经。我为什么在书里提到共病？像北医六院，它的科研已经跟国际开始接轨了，所以他们在研究每一个患者的时候，不仅仅是头疼医头，会把其他的症状联系起来。所以为什么那个“小蘑菇”说“同样的药，怎么到了这个地方，搭配不同，药量不同，效果就是不同”，她说这是个神奇的地方。北医六院它在药物治疗方面是非常好的。
中国有酒文化的传统，没有看到这些戒酒病人的时候，我其实对喝酒是很欣赏的。我觉得喝酒，你只要是能喝，当然酒风必须好，另外你不要喝公款的，你自己拿酒来喝，酒逢知己千杯少。后来才知道酒精成瘾这个问题这么严重。
精神病毒无孔不入，而且无人能够免疫
北青报：还有我觉得特别好的是，你提到了官员自杀和医生的精神障碍问题。常常会在听说官员自杀的消息之后，看到相关单位出来一个公告说他得了抑郁症。有人会觉得这是在为官员找借口，怎么谁都是抑郁症？
李兰妮：我书里引用了研究中心的数据，自杀的官员里头有46%是伴有抑郁症的。官员压力很大。曾经我和责编都犹豫，不知道写了出版社会不会给删掉。但是后来我就跟责编讲，这个官员自杀现象其实很厉害了。后来我和责编专门补充地去了一趟北医六院，请黄悦勤教授谈这个官员自杀的问题。她就讲她们那时候跟大机关都建议，到了一定级别的官员，要做那种问卷调查，甚至纳入体检。要早点发现，也是保护干部。
我认识的官员里头就有自杀的。每次开会他都跟我谈抑郁症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他有抑郁症，以为是说他太太。我住北医六院的时候，我知道他特别关注，还专门给他发了一个微信。没有想到我出院才第五天，他自杀了。那时我还在北京，因为要待四天才能拿到病历。
北青报：另外，看您书里说，都有旁边医院的医生，手术帽都没摘，直接跑过来看病。
李兰妮：所以我很多时候真的很心疼医生。医生是高危职业，抑郁、自杀比例比其他群体高。而精神专科医生，又是医生中的高危群体。他们比其他科室的医生群体更沉默、更艰难、更少有人关注和理解。他们一般一个星期出两次诊，每个病人他看40分钟左右，他们自己的压力都很大，都要找其他的医生诉说来宣泄。
就像我就住在中山大学里头，遇见过好几个老师说学生抑郁，要防止自杀，学校会让那些老师盯紧，他们说“那我们老师抑郁谁管呢？”然后也见过就是精神科的医生毫无办法地说：“哎呀，我一个同事也自杀了。他本来是雄心勃勃想救很多的人的。”我读《雅致的精神病院》这本书，麦克林医院上世纪60年代有两三任医务主任自杀，有院长成为重度精神病人。书中有言：“精神病毒无孔不入，而且无人能够免疫。”那你怎么办？
你只能学会常识。所以我很希望年轻的这一代，比如说90后，我真寄希望于他们。如果他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方面的知识，既懂得保护自己，也能够帮助父母，还能够对他们的下一代有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灾难是可以预防的。
北青报：嗯，像您书里写：“医学进步，已能够通过神经成像技术、脑监测等筛选出神经异常或潜在的精神病患者。这是防治精神病的重要一环。”
李兰妮：就像我写到的那位法隆教授，大脑神经解剖学专家，偶然的机会，发现自己的脑部扫描图不正常，与他研究的十几名杀人罪犯的大脑扫描图在图像上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从遗传学、行为学、精神病学角度入手，对自己父系、母系家族史进行追踪、研究。他与身边的同事、朋友、家人深谈，发现自己有轻度心理变态。在有关心理变态的海尔量表四个标准中，他除了没有反社会倾向，其他三项均存在：虚荣、冷酷、不可靠。他没有成为心理变态狂，原因是从小父母对他的爱和教育。他指出，可以通过行为因素、基因因素、后天因素、精神病学因素和社会因素去排查社区，在变态人格者幼年时就发现他们，并使他们远离麻烦。比如给他一种爱的环境，包括请他的班主任特别地对他有一种健康良好的关照、引导，于是他才不会出大事。
为什么我总说我精神病医院住过两家，精神病院里头的病人不可怕？因为他能够受控，他打了针、吃了药就没有威胁了。我觉得真正可怕的就是那种反社会人格的，他隐藏得很好，他很会说谎，他专门以占别人的便宜、伤害别人为乐，而且他很会伪装，很巧妙地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北青报：两度精神病院之旅，对你个人的影响是怎样的？写《野地灵光》，对你自己有没有治愈作用？
李兰妮：经历和写作的过程都对我伤害很大，而且我现在还没有那种写完书的成就感。但是人性是通过疾苦凸显出的，德性是通过对疾苦的共性而彰显的。曾经，我听过一首童声合唱，记得几句歌词，大意是：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不遇苦难，任意驱驰；却曾应许，生活有力，危难有爱，行路有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