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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百年新文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 张炯 2021年11月23日 发布日期:2021-11-23

百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但从1921年到2021年这一百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却是划时代的壮丽篇章。不仅作家如云,作品浩如瀚海,而且体现出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转折,具有现代性的新文学登上文坛并取得辉煌成就。而这一时代的来临,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新文学的诞生更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陈独秀、李大钊等所倡导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密切相关。

新文学的诞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

从远古神话、历史传说、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杂剧和明清小说,中国文学有着三千年以上的历史。而百年来中国文学的革新,虽肇始于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和戏曲改良,但成效相对有限。真正掀起大浪涛,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旧文学的营垒,为新文学开辟浩荡航道的是陈独秀等人发动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新青年》迁到北京大学,陈独秀与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一起努力传播当时的新思潮,提倡“文学革命”,影响所及,很快在全国掀起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后,陈独秀写了《文学革命论》,表明更加明确坚决的文学革命立场。文中提出“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及表现对象、阅读对象,都提出明确的革新号召,并立即得到其他新文化先驱者的响应,为新文学观念的形成和创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916年,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后来他和毛泽东先后张扬“平民文学”的口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前哨与重镇,《新青年》是新文学的摇篮。它先后发表胡适、刘半农的白话诗和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1918年的第4卷第4号还推出《随感录》专栏,标志着现代杂文的诞生。1919年第6卷第3号又刊出胡适的独幕剧《终身大事》,宣告了中国话剧创作的起锚。陈独秀等人于1918年底创办的《每周评论》和其他响应文学革命的报刊,都致力于抨击封建文化和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并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国外文学思潮。于是,尽管受到守旧派的反对,文学革命的影响却愈益扩大。随着创造社、文学研究会、新月社等新文学团体的成立,新文学的发展便势不可当,给当时流行的旧文学,包括黑幕派和鸳鸯蝴蝶派小说构成巨大冲击,促使其退场或转型。从此,新文学逐渐成为百年来中国文学的主流,取代了文言文学的正统地位。

中国共产党与新文学发展的历程

在过去的百年中,新文学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切相关。

从五四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与各种文学流派的崛起,是新文学的发轫阶段,也即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转型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工人阶级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和阶级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仅十分重视文化的领导权,而且以自己的理论主张,促进了“革命文学”的崛起。

20世纪20年代,现代新小说、新诗歌、新戏剧迅速发展,各种流派的作品纷纷登坛。20年代初,为引导文学发展,李大钊、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瞿秋白、沈泽民、茅盾等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和反映论,论述文艺问题。萧楚女的《艺术与生活》一文强调“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沈泽民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一文主张诗人应是革命家,应深入工人农民的生活。茅盾编译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不但用阶级论的观点分析了欧洲文学史,对当时苏联的重要作家进行评价,还对无产阶级艺术作了界定,对文艺创作过程和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做了阐明。

20世纪20年代,文坛上出现了文学研究会郑振铎、叶绍钧、沈雁冰等提倡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等看重自我表现的浪漫主义,新月社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主张的唯美倾向,冰心的社会问题小说、庐隐和丁玲等的女性命运小说、沈从文等的乡土小说及穆时英等的新感觉派小说,还有李金发等的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作。这都体现出新文学的多种思潮和多种艺术追求的流向。而1925年后,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和《短裤党》等小说,太阳社诸人的诗歌、戏剧,殷夫的诗,丁玲的中篇小说《韦护》,茅盾的长篇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及叶紫、柔石等的作品则标志着革命文学的崛起。这些作品为后来的左翼文学开了先河。至1930年,新文学已站稳脚跟。

1930年到1949年,从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到解放区文学,革命文学走向高潮。

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文学迅猛发展。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前面》、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丁玲的《1930年春上海》等具有革命倾向的小说及此后丁玲的《水》和《田家冲》等作品均描写工农的革命抗争。茅盾的《林家铺子》《春蚕》和《子夜》写“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我国乡村和城市不同阶层破产。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则标志着东北抗日作家群崛起。而中国诗歌会和艾青、臧克家、田间等诗人则为抗战诗歌作了突出贡献。

如瞿秋白所言,鲁迅经历了“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的心路历程。鲁迅学习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此外,冯雪峰、胡风和周扬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家也在20世纪30年代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促进左翼文学发展作出了努力。

全面抗战爆发后,文艺界的战地服务团和抗日演出队走遍前后方,诗歌、戏剧和报告文学中反映抗战的作品尤多。由于共产党人阳翰笙的奔走联络,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促进了文艺界团结抗日,抗战题材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在大后方,老舍从《骆驼祥子》到《四世同堂》、巴金从《激流三部曲》到《火》、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标志着长篇小说从对旧社会的抗议转向描写抗战的洪流。

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了“五四”以来的文艺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的结合,为人民文艺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抗日根据地先后涌现出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以及丁玲、欧阳山、孙犁等描写陕北和晋冀抗日前线的作品,并在小说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唱遍了大江南北,贺敬之等的歌剧《白毛女》成为人民战争中鼓舞前后方将士和人民群众夺取胜利的重要作品。剧作方面,描写历史的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阿英的《碧血花》和反映现实的田汉的《丽人行》、曹禺的《雷雨》、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洪深的《五奎桥》、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陈白尘的《升官图》等皆为名作。报告文学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激励与动员人民投入战斗,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曾是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也写出多部反映抗日、张扬民族精神的长篇小说。

可以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文学与民族命运、国家存亡紧密联结。许多作品广泛反映了当时历史风云激荡中我国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图景和苦难。这一时期的文学走向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文学主张分不开。

从1949年到1977年,我国文学走向新境界。

这一时期,反映人民革命史、赞颂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成为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成为主要的艺术倾向。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致青年公民》,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回延安》《雷锋之歌》,闻捷、李季、张志民、李瑛、公刘等的许多诗篇都是脍炙人口之作。短篇小说创作中涌现出王蒙、李凖、茹志鹃、峻青等大批新作家,长篇小说领域产生了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艾芜的《百炼成钢》、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等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优秀作品。自信、昂扬、明朗的色调成为当时小说的时代风格。戏剧中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曹禺的《明朗的天》《胆剑篇》等也展现了创作的多彩多姿。散文和报告文学领域涌现出杨朔、刘白羽、曹靖华、秦牧、吴伯箫等诸多名家。

从1978年到2021年,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是我国文学繁荣发展的阶段。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文学界出现了作家众多,新人辈出,创作题材、主题、形式、风格多样化的大好局面。小说创作繁荣,以长篇为例,创作量从1977年的数十部到2016年的五千余部,之后更年逾万部,可谓盛况空前。这与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开放和文艺界思想解放,文艺发挥多种社会功能分不开。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坛存在娱乐化倾向和浮躁情绪,但文学创作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多位小说家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骏马文学奖等国家级奖项,还有多位小说家获得各类国际奖项,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获得雨果奖、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等。

这一时期,文学的各种体裁都有新发展,青春小说、儿童小说、历史小说皆成绩斐然。网络文学兴起后,虽良莠不齐,但创作队伍空前壮大,创作类型更加多样。诗歌创作方面,朦胧诗、新生代诗歌相继出现,不但老诗人新作不绝,还涌现出舒婷、食指、叶延滨等诸多新诗人。小说创作领域,王蒙、宗璞、张洁、刘心武、铁凝、莫言、王安忆、贾平凹、张炜等皆是成果丰硕的大家。

百年新文学的历史成就和特色

与中国古典文学相比,百年新文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作品的思想内容达到新的高度。

文学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中国文学历来重视思想性,强调“文以载道”。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过程中,五四时代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无论在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中,始终成为不同阶段新文学着重表现的主题。俄国的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此后,马克思主义以不可阻挡之势成为我国思想界的滚滚浪潮,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全国知识界和人民群众中获得广泛的传播。这自然也影响到文学艺术界。马克思主义在文学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使中国文学的思想性提到新的高度。

第二,与传统文学相比,百年新文学开创了走向人民、表现人民并服务于人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写作的新时代。

传统文学多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宋元明清以来,虽出现了表现市民生活的作品,但描写普通百姓的作品仍极为稀少。“五四”之后,小说的主角不但有许多下层知识分子,还有工农兵等人民群众,如鲁迅所写的祥林嫂、阿Q等。“革命文学”被提倡之后,小说中的这类人物形象更多了,如茅盾《春蚕》中养蚕的农民,老舍《骆驼祥子》中的人力车夫祥子,蒋光慈、丁玲等人笔下走向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描写工农兵的作品更多了。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学走向广大人民群众并表现工农兵,更成为普遍现象;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工农兵及其英雄形象的描写,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潮流,至今不衰。广大人民的生活成为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网络文学兴起后,小说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走向广大人民群众,网络小说作品的点击率甚至以亿计。网络文学的写手也多为普通的人民群众,据报道,2017年,中国网络文学写手达1300多万人。文学走向人民,不但表现人民,而且为广大人民所阅读和喜爱,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文学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越来越多样化。

在百年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天上、人间、神仙、鬼怪、鸟兽、虫鱼及穿越历史、幻想未来等题材,无不出现在作家笔下。小说创作方面,政治小说、军事小说、金融小说、言情小说、心理小说、哲理小说、伦理小说、侦探小说、童话小说、科幻小说等纷纷涌现;章回体、评书体、书信体、日记体、笔记体、对话体及意识流小说、荒诞小说等也各显其能;现实主义小说、浪漫主义小说、现代主义小说等也不断推陈出新。同一作家也创作不同形式与风格的作品,如鲁迅既有《狂人日记》那样运用意识流手法的小说,也有《祝福》那样的现实主义小说,更有《故事新编》中风格各异的小说。王蒙、宗璞、莫言、贾平凹等当代小说家同样有内容、形式、风格多样的作品问世。这种状况在中国小说史上很罕见。这一时期,中国作家的创作视野、创作才能和想象力都得到空前的解放和发挥,小说创作思维大为拓展。小说在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化的创作风格和艺术风貌,是这一历史时段文坛的突出特色。

第四,塑造了许多不朽的典型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形象,为百年新文学增添了耀目的光彩。

百年来,现当代作家十分重视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别是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鲁迅笔下的阿Q、祥林嫂,茅盾笔下的林老板、吴荪甫,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赵树理笔下的李有才,都以不同的典型性,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引人深思。而姚雪垠塑造的李自成、梁斌塑造的朱老忠、杨沫塑造的林道静、曲波塑造的杨子荣、艾芜塑造的秦德贵、柳青塑造的梁生宝、李凖刻画的李双双、谌容刻画的陆文婷等历史英雄人物或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以及戏剧、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塑造的刘胡兰、雷锋、向秀丽、王进喜等的形象,都已家喻户晓。这些形象对广大人民群众新的精神面貌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而言之,百年来我国新文学发展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党在推进和领导新文学的过程中,不断在实践中加深对文艺本质与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对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现实、文艺创作中主体与客体、文艺的主旋律与多样化等问题的认识,根据人民的利益、时代的脉动和历史的方向,遵循文艺的本质和规律,不断加强对文艺的领导,为文艺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文学一定能够迎来文学创作的新高潮,攀登文学的新高峰,为人民和世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