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候，特别是没有书架更没有书房的时候，特别渴望坐拥书城的感觉。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虚荣的心理作祟。后来，看到青艺演出田汉的话剧《丽人行》，其中那位丽人和富商刚开始同居时，书架上摆满的都是书；后来，书架上的书，都换上了各色高跟鞋，不觉哑然失笑。也笑自己，对于书的态度，和那女人的心思，难道没有那么一点点相似吗？

台湾作家林文月写过一本书《三月曝书》。风和日丽的三月曝书，以防虫蠹，是旧时文人的传统，对于台湾，当然更和那里潮湿有关。三月对于我，却是扔书时节。老来之后，几乎每年到春暖这时候，都要把书房里越堆越多的书，毫不客气地清理出一部分，将那些从来没看过的，或看过之后没有必要再看的书，全部请出，送给需要的朋友，朋友不要的，都卖了废品。我不藏书，只读书，我一直觉得书应该是越读越少才是，最后留在你身边的书，就像最后的朋友一样少，而不是越读越多，成为臃肿的附庸。

去年年末开始，全楼整修，更换全部上下管道和玻璃窗，工程不小，一下子，屋里弄得十分凌乱，那些塞满书架、堆满角落的书，更显得拥挤不堪。索性来个大清扫，居然整理出一堆小山似的书，突兀地堆在客厅中央。才发现，这样多的书，并不是你的六宫粉黛，是你不需要的。准备全部清理出屋的时候，书堆得不牢，忽然哗啦啦坍塌下来一角，一本薄薄的小书，滚落在我的脚下。

是《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

弯腰拾起来，不禁责怪自己，忙乱之中，怎么把这本书也丢弃了呢？

这是一本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书很薄，只有171页；封面很素净，浅灰底色，只有一方“二三书屋之印”的小篆红印。如今，很少见到这样薄这样素面朝天的书了。书越来越厚，精装越来越多，封面越来越花哨，还要佩戴腰封，一列名人拦腰吆喝示众。世风变异之中，书和人一样。

这样薄的小书，很适合携带，放在衣袋里，就到天坛去了，准备到那里找个清静的地方重读。

想起1980年买到这本定价5角1分钱小书的时候，我正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那时候，书的定价以分计算，要让今天的人觉得实在是太便宜了。要知道那时候人们的工资是多少，我是带薪入学，每月工资只有42元半。记得很清楚，学院食堂里中午卖肘棒，每根5角钱，不是什么时候都敢买一回肘棒吃的。买一本《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少吃了一回肘棒。

学院后面地安门大街路东，有一家新华书店，书是在那里买到的。书店窄小，书却很齐全，这本书当时印了两万八千册，幸运的是，其中一本留在我的手里四十二年，差点儿和它失之交臂。

记得当时在戏剧学院的宿舍里，晚上熄灯之后，黑暗中，和同学争论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和川端康成，有人喜欢川端康成，我更喜欢芥川，以当时浅薄的阅读经验，觉得川端康成的小说写得有些磨磨唧唧，不如芥川写得干净紧凑，那样大开大合，内容含量大，留白甚多，要不，那么短短的《竹林中》和《罗生门》，也不能改编成一部电影。幽幽夜色中的争论，意气风发，煞有介事，也自以为是，谁也不服谁，谁也说服不了谁。年轻时买书、读书，其意思和感觉，和现在真是不一样。

书的译者是楼适夷先生，看书的后记，知道是他1976年4月到6月所译。他说：“1976年是怎样的年头，4月又是什么日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天快要亮的时候，夜照例是特别黑暗而寒冷的。”1976年，是“四人帮”被粉碎的年份。4月，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运动。那一年，楼适夷先生71岁，从“五七干校”回家快三年了，头上还戴着“帽子”，身上还背着“包袱”。而在当时，芥川的小说尚在“毒草”之列，楼适夷虽认定是“鲜花”，却也悲观地认为“并不准备将来会有发表出版的日子”。这是这本书翻译的时代背景和私人语境，这本书由此而增加了厚度，超出了芥川小说本身。

楼适夷先生是翻译家，之所以当时选择翻译芥川，是别有心意的。在后记中，他说芥川的小说，鲁迅先生是最早翻译到我国的，1923年就翻译了《罗生门》，后来还想翻译芥川的作品，可惜天不假年，未能如愿。楼适夷先生翻译芥川，出于对鲁迅先生的敬重和承继。

在后记中，楼适夷先生又说，译稿“是用两张复写纸，复写出三张稿纸，装订成册，变成一本书的样子，请二三家人，和二三个不与我划清界限还有来往的友人，充当我的读者。”——这种深蓝色的复写纸，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者，是很熟悉的，在没有复印机、电脑和微信的时代，我和不少写作者，害怕稿子寄失，都用过这样的复写纸复写稿件——于是，他特意请人刻了一枚图章，便是“二三书屋之印”，我们便也明白了，封面所印这方印章的含义了。

芥川的小说，如今译本很多，这个译本，有如此多的元素在内，便不止属于芥川，也属于楼适夷先生和他所属的那个特殊的时代，便有了另一番价值和意味深长所在。

我是坐在天坛的藤萝架下看这本小书的。初春中午的阳光，温煦暖人。这一天，我主要看其中的《秋山图》一篇。四十多年前读过，竟然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当时只顾看《竹林中》和《罗生门》，还有《地狱变》了，也可以看出当时读书不认真，没有能够领悟其中奥妙的缘故吧。这是一篇写清初大画家王时敏两次寻找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名作《秋山图》的故事。同样一幅《秋山图》，五十年之后，时代与人心的跌宕变化中，有着完全不同的样貌和感觉，其亦真亦假，亦梦亦幻，扑朔迷离，以至让王时敏心中竟掠过“狐仙”的缥缈之感。

芥川的小说中，重写并改写历史故事，占有相当部分。这是他那一代日本小说家的创作传统。我们这样的传统似乎少了些，自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后，曾有冯至、陈翔鹤等老作家写过一些这样的历史小说，之后似乎愈发少见。那些热衷于宫斗或王朝更迭或让古人和历史改头换面以迎合今日的小说，似乎不在此列。《秋山图》重写的是我国古代故事，但不是梦回前朝的旧小说。这篇小说写得干净利索，如同冰冷而嶙峋的骨架凛然；又情节步步紧逼，如同层层剥笋而百味次第逸出。

不知怎么搞的，放下书，忽然觉得这一篇《秋山图》的写作风格，和汪曾祺先生有点儿相似。汪先生也喜欢改写古代故事，比如《聊斋》，就曾乐此不疲地改写过多篇。改写古代画家的故事，汪先生也有过写扬州八怪之一金农的《金冬心》。而且，汪先生和芥川都是取材于我国明清笔记，并非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另起炉灶的编造。芥川的《秋山图》取材于清初恽寿平的《瓯香馆记》；汪先生的《金冬心》取材于清晚期朱克敬的《雨窗消意录》。他们都有这样的兴趣和积累，这样的学养和笔力。

这么一想，如果汪先生重写画家王时敏寻访画家黄公望的《秋山图》，这同样一段故事，不知会写成什么样。芥川写《秋山图》时29岁，正值青春，让汪先生晚年披挂上阵，老眼厌看往来路，流年暗换往来人之中，肯定，会和芥川不一样，会很有意思。

真的很想让汪先生和芥川PK一下，让我大开眼界一番。不过，也只能是想想而已。汪先生已经故去二十五年。

一本薄薄的小书，一篇短短的小说，竟然拔出萝卜带出泥，连带起三位作家，心头一时涌出莫名的感觉。想想，三位作家都已经仙逝。楼适夷先生活到96岁，最为高寿；汪曾祺先生活到77岁；而芥川活得年头最短，只有35岁。命运跌宕，人生如梦，如那幅《秋山图》一般，如影如幻而幽深莫测。

合上这本《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日头已经偏移，阳光透过枝条清癯的藤萝架，在书上洒下斑斑点点的光斑，跳动不已。

回到家，再翻书时，发现书中还夹有一小窄条薄薄的纸片，上面抄录一段话，字迹潦草，是我写的。照抄如下，也许，别一番意思：

番茄初生长秘鲁和墨西哥森林中，被当成有毒的果子，叫“狼桃”，没人敢吃。十六世纪中叶，英国一公爵到南美游历，见后把它带回英国，做为稀有的礼品，献给情人伊丽莎白女王。从此，欧洲称之为“爱情的苹果”。十八世纪末，法国一位画家，冒中毒致死危险，亲口尝了两三个，觉得酸甜可口，经他宣传而流传。明入我国，最早见于《群芳谱》一书，名“蕃柿”，供观赏。吃才有六十年左右的历史。

这一段是从哪里抄来的，又怎么夹进芥川这本小说中，我已经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关于番茄这样一段历史，还是挺有趣的。算一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抄录这一段，到今天，我们吃番茄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想当年最早翻译芥川小说的鲁迅先生，到现在也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再一算，芥川写《秋山图》是1921年12月，到今年也一百年。真是巧合。

怎么那么巧合呢？不知别人会怎么样，如果让我来重新改写《秋山图》，在结尾处，我要加上这样一段。芥川写《秋山图》；鲁迅翻译芥川；番茄由毒变酸甜可口的历史；一百年之后，这样巧合，在这本书中相遇了。尽管有点儿混搭，也许，有点儿意思呢，多有潜台词和象外之意。

2022年3月20日春分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