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首页 >
  2. 新闻资讯 >
  3. 文坛动态

徐福伟:致孙犁先生

来源:《大家》 | 徐福伟 发布日期:2022-07-12

关键词:徐福伟 孙犁

一直以来,想写一篇关于您的文章,因为心里积聚了太多的话想要对您说。历时2年多的《书衣文录全编》(上中下)的编辑出版工作结束了,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对于一名文学编辑来说,能够参与责编这样一套具有原创性、独特性、整理性价值极高的图书,实乃三生有幸。犹记2019年,汪惠仁老师和我关于您的一次长谈,那次长谈后不久,我们编辑团队就在汪惠仁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您的藏书所在之处,在您家人的协助下,将您生前的藏书一一找出,归类、拍照。感谢您让我们有了一次与古籍的亲密接触机会。此后的2年多,我们的编辑团队一直在整理、编辑这套书,《散文》杂志的张森老师承担了复审的工作,汪惠仁老师是终审,南开大学教授刘运峰做了外审工作。最终成书共计1173页,以手稿影印(540余篇)的形式呈现并配以释文,还增加了附录。附录囊括了未有手稿的“书衣文录”以及甲戌理书记、理书续记、理书三记、理书四记、耕堂题跋。甚至在装帧形式上我们也是精益求精,采用经典的裸背装的形式,一是形式上具备线装书的质感,二是便于读者展卷将手稿影印部分和文字排印部分进行对照阅读。

我从2012年开始在谢大光、李华敏、高为等老师们带领下参与编辑您的作品,从“耕堂文录十种”(《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铁木前传》(纪念版)始,到2013年的《孙犁文集》(补订版)、《孙犁书札:致姜德明》等,到2015年的《书衣文录(手迹)》、2016年的《孙犁书札:致韩映山》,再到2021年的《书衣文录全编》。9年间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编辑着您的作品。我是2009年到百花文艺出版社做编辑的,一个编辑在其工作的12年中,有9年是在编辑您的作品,不能不说是缘分极深。我出生得晚,长恨未能与您面谈,聆听教诲。但通过您的文字,我感觉对您熟悉极了,您应该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说熟悉,是因为我编辑了9年您的作品,尤其是《孙犁文集(补订版)》和《书衣文录全编》,我不但通读了您所有已面世的文字,还通读了您许多未能面世的文字,而且还是逐字逐句地以责编的视角读的;说是陌生,因为我未能在您生前拜访过您,此乃一大憾事。但也是一大幸事,我对您的认知恰恰全部来源于您的文字,这样也就避免了因见面带来的个人感情因素的干扰而影响判断。

您在我的眼中,不是一位文学大师,而是一位絮絮叨叨的邻家爷爷。在当代有两位作家被后世“神话”了,神话到天上了,已经不食人间烟火了,而是天上的云,飘来飘去。这两位一位就是您,另一位是汪曾祺先生。可是在我的眼中,您不是这样的呀,不是写《荷花淀》的清淡自然,也不是写《风云初记》的风云变幻,而是在枯灯下写“书衣文录”的喋喋不休。您“装书避嚣”,在书衣中写下您每日的日常起居及喜怒哀乐。您写下报社分售的大白菜,1975年11月18日在《扬州画舫录》(二)中记载道“报社分售大白菜百斤”。您写下生炉子,1975年11月18日在《扬州画舫录》(三)中记载道“下午沐浴,室内新升(生)火炉,颇暖”。您写下家务劳作、病情,甚至是血压的高低,1975年4月14日在《营造法式》(一)上记载道“余晨起扫除昨日李家冲刷下之煤灰,不断弯腰,直立时忽觉晕眩,脚下绵软。上班后,小路劝到医务室。血压70~110,脉搏100/分,心脏主动脉第二音亢进,为血管硬化之征。吴大夫给药”。同年4月21日在《全唐诗》(第一册)上记载道“昨日上午,到总医院看病,所谓高干病房。血压正常,听诊心脏及其他均好,开数单以查验。余未去报社测血压,余图省事将衣袖上卷,压迫血管,故所测不准也”。1976年1月27日又在《清河书画舫》(丑)中记载道“昨日下午包书时,喉痒大咳一声,喷嚏并作,乃口鼻出血”。您写下日常购物,1974年春在《六十种曲》(十册)中记载道“此日下午至滨江道做丝棉裤袄各一件,工料费共七十余元,可谓奢矣。冬衣夏做,一月取货”。您写下来访者,1975年3月26日在《弢园尺牍》中记载道“整日烦燥(躁),晚尤甚。而艾文会来,告以病,不去”。同年3月末在《郑板桥集》中记载道“家来客,魏家二小姐。余心不靖,意态有烦。而保真颇以余慢客为嫌,遂强打精神应付之。今日下午,二客外出,乃裁纸包书,然心中亦甚不安。此病态也,余当戒之”。您写下对邻居的不满,1975年9月28日在《扈从西巡日录》《松亭行纪》上记载道“邻居皆好事之徒,终日汲汲于损公济私之事,庭院甚乱,遇假日当退避后室。

孙犁先生手迹之一

孙犁先生手迹之二

然周遭无一处安静,嘈杂如下处。此晚境之最难堪者”。同年12月2日在《曲洧旧闻》中记载道“近日为邻居在窗下盖小房生气,甚无谓也。然迫使余深思当前环境,将来可能遭遇。要之,应随时克制,慎之!”您写下对晚辈的喜爱,1975年2月16日在《西湖游览志》上记载道“上午小宏来,又为我买好烟五包,并帮姥姥合(和)煤泥。小孩安稳寡言,颇有礼性,老年见此,心甚怡悦”。您写下对亡妻的怀念,1975年4月在《营造法式》(二)中记载道“忆明日为亡妻忌日,泉壤永隔,已五年矣。余衰病如此,不堪回首之思矣”。同年12月30日在《陈老莲水浒叶子》中记载道“此册系亡者伴我于和平路古旧门市部购。自我病后,她伴我至公园,至鸟市,至古董店、书店,顺我之素好,期有助我病速愈。当我疗养期间,她只身数度往返小汤山、青岛。她系家庭妇女,并不识字,幼年教养,婚后感情,有以致是。我于她有惭。呜呼!死别已五载,偶有梦中之会,无只字悼亡之言。情思两竭,亡者当谅我乎?” 您写下对老友的思念,1974年5月1日在《尔雅义疏》(下)中记载道“又闻湖南蒋君,出门开会,遇雨病逝”。1975年9月11日在《鲁迅致增田涉书简》中记载道“金镜已作古,音容渺茫,不得再见矣,掷笔黯然”。同年12月19日在《清稗类钞》(三十六)中记载道“余既于前夜哭骂出声,昨夜又梦辞职迁居等事。而慷慨助我者,则为千里。千里平头,扬扬如常日。此盖近日感寡助之痛,而使故人出现于梦境也。此小事,而纷萦心中如此之深,余所见太短小矣”。

凡此等等,不再一一列举赘述。恰如您自己所言:“余向无日记。书衣文录,实彼数年间之日记断片……”这些文字皆涉流俗,但经您的笔端流出,自是清流隽永。写这些文字的您,就是一位邻家爷爷在向别人倾诉自己的日常生活,而不是那位被大家供奉在天上的“神”。我喜欢您,不是因为您是人人敬仰的文学大师,而恰恰是因为这些返璞归真的“书衣文录”。

在1975年您经历着怎样的痛苦煎熬,我是深知的,也是看着心疼的,但却无能为力,只能在内心祈祷悲摧的1975年快快过去。因为在目前所能见到的“书衣文录”中,您在1975年所写的是最多的,多达220余篇,也是最为用情的一年,几乎每个月都在写,有时一天要写好几篇。用“内忧外患”来形容您的1975年是合适的。我曾将您在世时及去世后所出版的“书衣文录”的排印文字与您的手稿做过对比,我有了更为惊人的发现,发现有许多篇“书衣文字”与手稿有很大的出入。我也是深知您的苦楚与谨慎,“文章千古事”,文字发表出来是要给人看的,所涉当事人难免会有不同看法。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您在正式发表时采用了隐晦笔法。据说,您写作《芸斋小说》时就遇到过此类麻烦,以致家人都劝您不要再写下去了,担心您把老朋友们都得罪了。但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更为真实的您,在编辑《书衣文录全编》时,我们采用了手稿影印加排印文字对照的方式,有心的读者会从中发现一些幽微的。在1975年,您经历的第二段婚姻对您的打击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在《书衣文录全编》中多有涉及,如1975年1月16日写在《全宋词》(二)上的,“伊早起外出,中午未回,晚八时归。余询问,伊出言不逊,而声音颇怪。余大愤怒,立请邻居李君至。彼为余之行政组长及支部书记,余甚激动,声明离异,所言多伤感情,彻夜未眠,念念要下决心。而此等事,决心实甚难,晚年处此,实非幸也。”1月18日在《全宋词》(三)又写道“人知珍惜自身名声,即知珍惜他人感情,亦能知珍惜万物。然亦不必尽如此”。3月13日在《茶余客话》(上)写道“昨晚新纠纷起,余甚惑”,在《劫中得书记》上表示“心绪甚乱”。3月17日在《现存元人杂剧书录》上直接写道“有晚离不如早离之想”等。

孙犁先生部分藏书

孙犁之孙孙瑜(右)与责任编辑徐福伟整理资料

爱情婚姻是甜蜜的,但也是会变质的。据悉,在您和第二任妻子相恋其间,通信很多,但此信最终流于何处已成文坛一段公案了。我在编辑您的书信手稿时,尤其是《孙犁书札:致韩映山》,发现您在1973年至1975年初,给韩映山写信时,往往会提到您的第二任妻子,如在1973年11月20日的信中,您写道“××问你好”,在1974年4月27日的信中写道“××也如常,每日为三餐努力”,甜蜜顺心跃然纸上,但是1975年6月24日的信中,您沉痛地写道“我有很多缺点,你知道一些,有些不知道,其中最重要的是寡识和寡断。由于这种性格,我想等事情有个最后结果再告诉你,现在总算有了个结果:终于离开了”。

您表面上“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但内心的苦痛无以言表,只能付诸书衣文字,写下您内心的疑惑与愤懑。不难发现,您在文字中表现出了所有人类的共同弱点:有时因过于激愤而有失理性与公允。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也。由此可知,古往今来,历史的叙事是多么的不可靠呀,岁月的风尘又遮蔽了多少我们对文学大师们人性本真的一面展现呢?!

除了“内忧”,“外患”对您的侵扰也是不可忽视的。

1975年3月地震的传言困扰着您。您于3月5日晚在《北游录》中记载道“传言七日将地震,家人为余相度避身之地:一床下,一书桌下。床下必平躺,桌下必抱膝。一生经历,只此一着,尚未品尝也”。3月7日在《扬州画舫录》中记载道“邻居送信,今晚将有地震”。3月8日在《天府广记》记载道“昨晚传言地震,保真大为预防,镜框、油瓶布满地下。余脱衣而睡,既晓而无事,继理此业”。

想必,1975年7月30日的那场大雨令您记忆深刻,同日连写四则。这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有异曲同工之妙。您在《太平天国史料从(丛)编简辑》(第二册)中记载道“大雨成灾,庭院如潭;家人困处,我自包书”。在同书第四册上记载道“大雨屋漏,庭院积水,一片汪洋”。下午又在同书第五册上记载道“积水未澈(撤)”。在同书第六册继续记载道“屋漏,滴水未止”。

您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老夫子,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外国文学爱好者。许多人觉得您是古板的传统的,可能是由于您的《耕堂读书记》和《书衣文录》广为流传,因为其中所涉书籍,大部分为古籍。古书为乐。您的“书衣文录”是从1956年开始的,目前发现最早的是《仇文合制西厢记图册》,1960年代有六七则,从1972年开始加大频率,在1975年达到极致,终于在1995年您封笔。在新发现的“书衣文录”手稿中,我发现您还存有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您于1964年清明节后一日在《往事随笔》上随手记下“关于托尔斯泰的回忆”。1975年4月12日在《论俄罗斯古典作家》上所记载道“近日装书,涉及外国书。余进城后,此类书籍近于束弃不读。回忆三十年代,热中(衷)于此。今日之断片知识皆基于彼日,不胜衰暮停滞之感”。此则书衣文字证明您于20世纪30年代热衷于读外国著作。此外,您还存有《回忆录》(屠格涅夫)、《小约翰》《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文镜秘府论》《死魂灵》《战争与和平》《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静静的顿河》《契诃夫文集》《大卫·科波菲尔》《茨威格小说集》《家庭的幸福》《日本古代随笔选》等,并在上面皆留下了“书衣文录”。

孙犁先生手迹之三

孙犁先生手迹之四

您是通达和洞明的。在您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中时时通透着人性的练达与澄明。在您的“书衣文录”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后来,您的文坛地位得以恢复,已成为许多年轻人敬仰的文学大师。他们表达自己敬仰的方式也很简单,知道您喜欢读书,便把各地新出的图书纷纷邮寄给您。您乐此不疲,但又受之有愧,有时回信予以感谢,有时难免懒于回信,您发现了表达自己感谢而又不失礼仪的好方式,您将他们的名字写进了“书衣文录”里,如1989年9月19日在《遵生八笺》中专门记道“邓基平寄”。此类记载太多了,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人的名字便随着您的“书衣文录”而代代相传了。由此可见,您又是慧性和通达的。1990年1月4日在《天津杨柳青画社藏画集》上所记非常有意思,“然自停止写作以来,无所事事,精神既无寄托,空虚苦闷,时时袭来,绕室彷徨,终非善策。日前山东一青年——常跃强,专程送来字画各一幅,余观赏两日已收起。昨日下午,谢国祥同志送一山水挂历及此册来,又消磨两日时光。近况颇似儿童,遇人送来合意礼物,则欢欣形于言词,实可笑也。”

还有那些帮您买书的人,您也将他们写进了“书衣文录”中,如1987年12月10日在《文献通考》(上册)中特意标明“金梅代购”。人情往来,自古已然,“秀才人情纸半张”,您以自己的方式让这些文学同好者的名字实现了不朽。还有给您刻印的韩映山之子韩大星,您在《孙犁书札:致韩映山》中屡次提及韩大星的篆刻,对其鼓励有嘉。您很欣赏他的篆刻,觉得他没有食古不化。他给您刻了很多方印章,我觉得最好的还是那方刻有“耕堂文字”的印章,在编辑您的《文集》(补订版)时,我们将其印到了书的封底上,让它与您的著作朝夕相伴。据说,20世纪80年代,您的《文集》出版后,我们社的编辑去给您送样书,您抱着样书深情说道,“我所有的,我的一生,都在这个不大的盒子里。”每当老编辑们说到这一段时,我的眼里总是饱含热泪。那个为您刻印的李燕生的名字也被写进了“书衣文录”中,如1981年10月10日在《题李燕生所作篆刻》中写道“燕生能于此道中,博古而通今,兼收而并蓄,其将来之成就,必不可限量也”。这对一个篆刻者的鼓舞有多大呀,事实证明确实如此,韩大星现为著名篆刻家。我对篆刻的兴趣也是因为编辑您的《文集》(补订版)时,看到了韩大星给您刻的这些印章,以及您对此的评价,尤其是“耕堂文字”这方印章使我爱上了篆刻,因此也就有了与韩大星近10年的交往。犹记,2015年我与同事冀钦奔赴石家庄将您写给韩映山的信件一一扫描,整整忙了一天,当晚韩大星、冀钦及我三人喝酒聊您,那种快乐是再也不会有了。

孙犁先生手迹之五

您是沉郁顿挫的,与杜甫与鲁迅一脉相承。您的沉郁顿挫体现于精神层面,如杜甫亦如鲁迅。读您“书衣文录”,不难发现,您对鲁迅的爱是那么热烈,是以他为师的,如1974年11月23日您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写下“并想到先生一世,惟热惟光,光明照人,作烛自焚”。您是热爱读鲁迅著作的,1975年5月14日在《小约翰》上写道“此鲁迅先生译文之原刊本,余青年时期对先生著作热烈追求,然此书一直未读,不认真用功,此又一证”。就连您买线装书也是根据《鲁迅日记》中书账所记,1976年2月7日在《近思录》(二)中记载道“昨日又略检《鲁迅日记》书帐(账),余之线装旧书,见于帐(账)者十之七八,且版本亦近似。新书多帐(账)所未有,盖因先生逝世后新出现之本甚多也。因此余愈爱吾书,当善保存,以证渊源有自。此追步先贤,当时按图索骥,以致汗牛架屋也”。为表达您对鲁迅的爱,您还专门编了本书,1992年4月28日在《朱语》(六)上写道“鲁迅先生生前,曾有人提议记录先生日常言行。先生言,如果那样做,最好把缺点也记上,后未闻实行。想亦甚难耳。家人不注意,外人难入室,入室难久坐,哪里就碰上重要、有意义的事。先生死后,及门弟子多有记述,余当时颇注意读之,并于编鲁迅《鲁迅的故事》时,多有采用。惜这本小书,虽铅印一次,而后不能再版,遂亦遗忘耳”。

与此同时,您对鲁迅的胞弟周作人又是另外一种态度了,如1974年11月23日您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写道:“无聊作家,竟得高龄,自署遐寿。毋乃恬不知耻,敢欺天道之不公乎!”1991年1月5日在《知堂谈吃》上亦有此类激愤文字。殊不知,您晚年的文字中也不乏苦雨冲淡之作。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纸短情长,逝者已矣,生者节哀。就在不久前,我亦师亦友的好兄长仙逝了,那种伤逝之痛痛彻心扉,我体会到了您在“书衣文录”中对老友去世之痛,这种痛千古如一。

孙犁先生手迹之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