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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上,新时代文艺奋楫扬帆

来源:新华日报 发布日期:2022-11-07

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江苏文艺评论家们精准择取了一系列关键词:“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文化自信自强”“人民至上”“中国故事”……这些言简义丰的表述,又被他们注入了丰盈的理解。面对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文艺工作者如何找准新时代文艺的前进“路标”,继续倾听时代发展的铿锵足音,以一座座文艺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彰显质地与成色——不妨听听评论家们怎么说。

 

努力构建中国文艺的话语和叙事体系

汪 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报告中许多新的阐述不仅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而且有助于推动文化理论与文艺学的建设,值得广大文艺工作者仔细研究并在实践中运用。

谈到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时,总书记要求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这一要求指向新颖明确、内涵丰富深刻,不仅是对外传播的要求,也要求我们在文化文艺的创造创新上建立自己民族与国家的文化特色,向世界贡献中国理念、中国内容、中国智慧与中国形式,而不是在西方的话语与叙事系统后面亦步亦趋。

从创作上说,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继承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发扬老一辈文艺家的优良作风,以艺术真实表达生活真实。

中国革命文艺近百年的实践证明,只要我们聚焦人民的伟大创造,紧随社会与时代前进的步伐,就一定会创作出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色、奏响革命文化旋律的作品,就一定会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画面,呈现出精彩的故事、塑造出典型的形象。

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创作者要遵循艺术规律,探索中华美学传统在现代文艺中的新创造、新表现。从时间上说,中国文艺有着几千年的文脉,从空间上说,中国文艺形成了融合地方特色与多民族特色的鲜明个性,文艺家们在从事艺术创作时一定要充分发掘这些宝贵的资源,利用好这些传统与特色。而近一百年来的中国文艺史既是与世界接轨的历史,又是中国传统文艺不断发展、获得尊重的历史。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起始,四五十年代为高潮,八十年代为赓续,中国文艺在探索民族化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绩,留下了大批经典和许多值得借鉴并继续丰富的艺术经验。文艺家们要有这样的艺术担当,自觉地在艺术实践中将中国文艺传统发扬光大,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从而推动中国文艺传统可持续,不断创造中国文艺的新传统,为世界文化与人类文明作出贡献。

对文艺理论评论工作者来说,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理论最具原创性,这是知识生产的核心,不管对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对一个社会还是一个领域来说,理论都是其发展的灵魂。为什么我们的文艺评论大都运用西方的文艺评论方法?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自己的理论原创,当我们的文艺形势不断发展但缺乏与这些文艺实践相配伍的理论时,文艺评论家们就只能去借用西方的理论。为什么我们没能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评论话语?也是因为缺乏理论提升、转化的能力。

其实,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中国古代艺术家与文艺理论家们对中华美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理论阐释与经验总结,根植于中国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社会与自然的认识,在中国漫长的艺术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五四”以后,中国文艺在与西方文学艺术的交流与对话中不断革命与革新,经过百年的努力,成为世界文学艺术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如何使中国古代美学与文艺理论现代化,使其能够与现代美学进行有效的对话,对现代文艺的创作与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如何保持中华美学的特色,构建富于民族特点的美学与文艺理论体系,一直是几代中国美学与文艺理论工作者的理想。他们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项工作还远没有完成,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我们的中华传统美学研究都面临着西方各种美学与文艺理论流派的压力。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批西方美学与文艺理论涌入我国,成为文艺理论研究与评论的主要资源与方法,这种一边倒的现象已经引起了文艺工作者和学界的关注。

中国传统文艺有自己的特点,如何将其现代化、体系化?如何将其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如何将文言文语言系统中的概念转化到现代白话文语系中,并与现代美学与文艺学相融合……这些都需要做大量、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创造,并且要在文艺实践中去检验,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构建起中国文艺理论与评论的话语体系。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文化自信:新时代新征程的精神气象

潘 讯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14次提到“自信”,5次提到“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种充实饱满的心理状态,也是一种健劲昂扬的奋斗姿态。对身处伟大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文化自信是底气,也是动力。文化自信为新征程上展现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指明了前进方向。

文化自信渊源于历史、植根于传统,指引着文艺工作者不断追溯中华文化的精神长河,在传统与当代的对话、转化中开拓文艺新境界。开创“荷花淀”文学流派的作家孙犁,进入晚年之后,他的文学书写呈现出比早期创作更加深湛浑厚的思想境界与艺术品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对传统典籍潜心披读、沉着借鉴。晚年孙犁的博大精微,生动印证了一位深耕传统的当代作家所能达致的文化格局。

草圣林散之常以“破法”“变法”示人,但是,他对中国文化典籍的研究同样下足了“暗功夫”。在书法领域,他对石门、西峡、曹全、乙瑛、礼器、张迁、孔庙等碑帖,都曾经反复临写。他对中国传统诗学的钟情与研习贯穿了一生,他的诗名或为书名所掩,但他的诗歌造诣无疑为他的书法成就提供了深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艺的“根”,前辈大师在对传统根脉的摸索中,回到了中华文化的历史深处,找寻到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进而开掘出文化自信的历史源泉。今天的文艺工作者要秉持“两创”理念,心怀敬畏,孜孜以求,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将传统文化血脉融入当代文艺创作中,续写中华艺术千年文脉。

坚定文化自信,需要文艺工作者始终保持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在历史方位中把握自我定位、探求艺术理想。艺术家是富有创造力的精神个体,艺术创作是富有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但是,艺术家人生追求和艺术生命最深沉的动力源于国家、民族和人民。就拿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创作来说,这固然是他经纶之外的“余事”(郭沫若对其创作有“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的评价),但是,诗人毛泽东与政治家毛泽东是高度融合的。他在诗歌的王国里思考民族命运,探索国家前途,他是以诗词的形式抒写自己的信念、理想与担当。

辛弃疾同样如此。古人将心中郁积的愤懑称为“块垒”,辛弃疾的“块垒”就是他的爱国精神与现实政局的激烈矛盾,严重的压抑在他内心形成一片浩荡如水的激情,积累得愈来愈多,贮藏得愈来愈深,触景生情,他的词作随时随处流露出独有的慷慨之气,辛词的格调也正在于此。

因此,文艺工作者需要观察时代,但不是时代的“旁观者”;需要描摹历史,但不是历史的“局外人”。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文艺工作者的历史主动就是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将自己的艺术生命融入时代、融入历史,用文艺描绘中国式现代化的灿烂图景,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精神气象。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觉。自觉,是“知己”又“识人”,文化自觉,离不开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和合共生。费孝通将文化自觉的内涵扼要表述为对所处文化的“自知之明”。但是,文化的“自知”不是文化的“回归”与“复旧”,文化的“自知之明”必须建筑于文化的比较鉴别、取长补短之中。文艺的“自知之明”也是如此,其本质是塑造文艺的民族特性,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民族特性的提炼与塑造不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封闭式株守,而是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取、借鉴、转化。气魄越强,自信越深。

鲁迅曾这样赞赏汉唐文化的包蕴沉雄:“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当代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雄心与魄力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这个过程中,文艺更能凝结心灵、更易沟通世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文艺是其间绚烂的花朵、浩瀚的长河。文艺工作者应该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以胸怀天下的创造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作者系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青年文艺评论家)

 

以人民为中心,用精品直抵人心

王 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人民,成为新时代文艺的闪亮关键词。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石,是文艺创作者价值观的最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文艺活动是人的活动,文艺作品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生动体现。文艺“以人民为中心”,是由文艺活动的本质所决定的。文艺的出发点、连接点和归宿点是“人”:描述对象是“人”,灵感源泉是“人”,创作的服务目标也是“人”。

毛泽东认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的雕塑者”“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这就是“人民忧乐观”,即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

必须注意的是,“人民”并非空洞的泛指,而是一个个鲜活具体的存在。一如总书记所言,“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这段话告诉我们,艺术家要自觉地向人民学习,与之同忧患、共喜乐,让手中的笔能够接通人民的“血管”。

以人民为中心,关键是要用精品佳作,以审美的方式直抵人心——以真实的故事、真挚的情感、真切的反思,表现人性、人情、人生,感动人、激励人、温暖人,引人思考、促人奋进,成为一种正能量的契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近年来的文学艺术创作在关切和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现实、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表现人民的生活和情感等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绩。文学创作方面,梁晓声的《人世间》、徐怀中的《牵风记》、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李洱的《应物兄》、金宇澄的《繁花》、贾平凹的《带灯》、李佩甫的《生命册》、王蒙的《这边风景》、苏童的《黄雀记》、付秀莹的《陌上》、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丁晓平的《红船启航》、蒋巍的《国家温度》、龚盛辉的《中国北斗》等作品直面现实生活的变迁,再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阔历程,描绘了民族精神的坚守,给予读者巨大的精神力量。

近年来的现象级影视亦展示出新的气象,如表现国际救援行动的电影《战狼2》《红海行动》,建党百年之际涌现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长津湖》《革命者》和《觉醒年代》,根据现当代文学经典改编的《人世间》《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智取威虎山》,表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改革开放历程的《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父辈》《十八洞村》《你好,李焕英》《我不是药神》《妈妈!》等。

其中,根据“东江纵队”真实事迹改编的抗战题材电影《明月几时有》,融宏大叙事于家常亲情与爱情,以方姑由文弱教师成长为女英雄的故事,真实自然地表现出普通百姓投身抗战伟业的情感逻辑,以小人物的家国情怀映射民族精神之伟力。电影《山河故人》时间跨度为1999至2025年,将家庭情感融入现实与未来、时间与空间、父辈与子辈、事实与幻想之中,在讲述张晋生、沈涛、梁子和刀乐等人因为感情或生活,彼此由相聚到最终离别的故事,力图展现中国人在全球化背景下和国家转型发展之中的思想情感与命运的巨大变迁,涉及现实中国的传统家庭关系存废、乡愁、小人物的爱恨情仇等多元主题。这些影片大都将表现的着力点放在对特定时代、国家、民族中的“人”的表现上,致力于对复杂人性、人情、人生和人格的探索,使电影有了温度、热度、深度与厚度。

站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文艺创作需谨记“以人民为中心”,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书写新时代中国人的精气神,高处再攀高,创造新辉煌。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让好的中国故事去“旅行”

刘永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对广大文艺工作者而言,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创作者必须有着“责任在我”的主体自觉意识,以坚定的立场和饱满的激情,弘扬传统、拥抱时代,生产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另一方面,又必须有着清晰明确的受众定位意识:“可信”是让受众信任中国,“可爱”是让受众喜欢中国,“可敬”是让受众尊重中国。换言之,“讲”是创作主体的权力,“好”则是大多数受众的评价,只有主体和受众心灵契合,才能展开中国故事的文本旅行,才能实现中国声音的名扬四海。

事实上,好的故事从来都能够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阻隔。普罗米修斯盗火种与后羿射日的勇气没有高下之分,《瓦尔登湖》与《边城》《长河》的“天人合一”颇有呼应之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炽热爱情在《牡丹亭》中大约就是“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人类的生活形态大相径庭,但情感从来彼此相通,一个好的故事如果能够打动中国人,大抵也可以打动外国人。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所以讲好中国故事,不必从一开始就想着为国外受众量身定制,文艺工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首先应该寻求与中国受众的心心相印。无论是悠远的民族历史,还是火热的现实生活,无论是昂扬向前的主旋律文化,还是生机勃勃的青年亚文化,都可以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心之所向”。因为有着时不我待的激情,一部《觉醒年代》可以唤起无数年轻人的澎湃共鸣;因为有着生死相依的亲情,一部《你好,李焕英》可以感动跨越代际的不同受众;因为风雨同舟的共情,一部《我和我的祖国》可以激荡芸芸众生的心灵。题材不分大小,主题不必一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优秀的文艺作品通常都是契合了人们的情感需求,进而搭建起主客体心灵沟通的桥梁。

这样的桥梁自然也可以联通世界。近几年,成功“出海”的国产影视剧颇能给人启发。比如抗疫题材剧《在一起》被译制为多国语言,在蒙古国、肯尼亚、巴基斯坦、阿尔巴尼亚、缅甸、伊朗、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电视台以及YouTube等很多新媒体平台播出。《在一起》为什么会吸引人?缘由或在于人们在抗击新冠疫情这一艰难时期的深刻体验,其以单元剧形式表现的武汉抗疫“生死场”的日日夜夜,奔涌着人类在迎接大自然挑战的复杂情感——有生离死别的痛苦,有战胜病魔的欢欣;有遭遇挫折的无奈,有柳暗花明的激动;有被迫隔离的孤独,有众志成城的前行。《在一起》是凝聚着人类情感的中国故事,它的传播无疑帮助了海外受众更好地认知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奉献、智慧和担当。

再如扶贫攻坚剧《山海情》,该剧在海外的广受欢迎打开了主旋律题材文艺作品的传播想象空间。《山海情》的一条主旋律故事线是扶贫攻坚的政策引导下,中国乡村的巨大变化与进步,就这条线而言,国外受众不一定熟悉中国特定的时代、社会语境;另一条主旋律故事线则是一代青年摆脱各种束缚,走到广阔天地改变自身命运的故事,这条线对国外受众来说很可能是动人的,因为与命运抗争、与自然抗争的成长故事从来都陪伴并激励着现实生活中的人们。

在面对海外受众时,文艺作品的题材选择似乎应更多地兼顾历史与现实内容的平衡。中国灿烂辉煌的历史固然是艺术创作的富矿,对海外受众也有着陌生的艺术吸引力,但也可能因为文化语境的隔膜,流失一部分关注的目光。现实题材的创作则因为“天涯共此时”的全球化语境,能够最大程度折射当下人类的共同经验。一个有趣的案例是,去年一群大象在云南悠闲自在地度假旅行,吸引了很多海外朋友的注意力,有些国外重要媒体甚至进行连篇累牍的跟踪报道。想象一下,如果将其改编成轻松愉快的影视剧或漫画作品,难道不是一个绝佳的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故事么?

由是观之,水到则渠成,充沛优质的文艺产品供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所在;通达能致远,善于利用互联网时代内外交互的传播方式是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路径所在;情动亦心动,兼顾海外受众异中有同的故事需求是“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策略所在;任重而道远,遵循习总书记“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努力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的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重任在肩、责无旁贷。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南京影视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