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河北日报 | 肖煜 张晓华
作家简介
徐则臣，1978年生，江苏东海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青云谷童话》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冯牧文学奖等奖项。其中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
“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近日，著名作家徐则臣来石参加河北文学馆读书荟，围绕其长篇新作《北上》，讲述了他对大运河忧思难忘的文化乡愁和情感，并结合多年写作经验，分享了他的创作感悟。
《北上》是徐则臣潜心四年创作完成的长篇新作。小说气韵沉雄，以“历史”与“现实”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作者力图穿越历史的时空，探讨大运河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书写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发展史。记者在读书荟现场对徐则臣进行了专访，探寻他对穿越古今、绵延千里的大运河的文化思索与艺术表达。
真实的细节能够让读者重回历史现场
记者：在《北上》这部书问世之前，大运河多是作为你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背景出现，是什么机缘让你决定把大运河作为主角来书写？运河对于你有着怎样的意义？
徐则臣：运河贯穿了我的成长与写作，它不只是条路，还是指南针，建立了我对世界的认知与想象。我从小生活在河边，水就是我们的乐园。11岁我到镇上读初一，学校门口就是江苏最大的一条人工运河——石安运河。后来我在淮安工作的那几年，每天在穿城而过的大运河两岸穿梭，对运河淮安段的见识与理解，成就了我的运河之缘。20年来，我一点点地把运河放进了小说里，沿着运河越写越长，并用心搜集与运河相关的影像、文字等。慢慢地，运河在我心中有了清晰的轮廓，我觉得它和长江、黄河一样，蕴藏着我们民族的发展史。于是，我决定把运河作为主角推到前台，在小说中表现运河的历史和现在，表现日常生活以及历史、审美、文化意义上的运河。
记者：你是一位不断超越自我的作家。写作《耶路撒冷》用了6年时间，写作《北上》用了4年时间。《北上》就像是一部浩瀚的博物志，仅“历史”这条线，小波罗、谢平遥等人一路北上，不仅涉及清政府、漕帮、义和团等各种史实，还描述了当时的水文、地理、饮食等，甚至细致到“明尼阿波利斯的面粉袋做成的船帆”。为写作《北上》，你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徐则臣：虽然关注运河很多年，但当我真正要去写它的时候才发现，过去对运河的认识，犹如拿着望远镜在看；现在，则要拿着显微镜把最小的地方看清楚。2014年，我开始有针对性地重走运河。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1797公里，我利用出差、还乡等机会一次次南下，4年里竟也把运河丈量了一遍。大运河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加上中国南北地势起伏、地形复杂，河水流向也反复多变，不到现场做详尽的田野调查，仅凭纸上谈兵是理解不了的。亲身经历是一种无法替代的感受，比如淮扬菜是不是书上写的味道，邵伯闸如何开闸通航，甚至各地运河水的流向、岸边的植被等都要现场感受，才能有感性的、直观的经验。事实也证明，沿途的许多经历与之前的想象完全不同。
此外，我还搜集了大量关于运河的绘本、照片、电影以及从宋朝至今的关于运河的地图等资料。对我来说，阅读相关资料本身就是写作的一部分。我在书柜中辟出两层专门放置相关书籍，认真通读的有六七十本，随手翻阅的书籍和浏览的影像资料更多。必须承认，90%的阅读在小说中都找不到半点蛛丝马迹，但倘若没有这90%，断不会有这部《北上》。我希望每个细节都能在小说中扎下根来，唯有这样，我的虚构才能有一个牢靠的基座，小说最后才可能自由地飞起来。我要写出一条文化意义上的运河，首先要有一条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的运河。
记者：小说是一门虚构的艺术，小说中的人物、故事、情节往往都是虚构的，细节真实对于文学创作意味着什么？
徐则臣：“实证”是我写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底气。我认为把每一个细节都落实清楚，为读者提供足够令人信服的信息，这是作为一个小说家必须要做的。因为小说的功能之一就是保留真实的历史细节，能够让读者重新回到那样一个历史时刻。历史是由一个个细节拼凑出来的，我尽自己所能写出历史的真实，为当下负责，为将来负责。小说创作完成后，我还请运河专家和近代史专家把关，我希望《北上》不仅从文学意义上经得起推敲，从史学的、地理的、文化的角度也要经得起推敲，要最大限度、最真实地保留历史和现实的细节。
“快”与“慢”的叙事节奏呼应现实与历史
记者：你的长篇小说在叙事结构上往往独具匠心，《耶路撒冷》每个章节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初平阳”“舒袖”等命名，同时又以第六章“景天赐”为中心，前后章节首尾对称，故事遥相呼应。《王城如海》中设置了两条线索，分别是余松坡回国之后的工作生活以及由他导演的实验话剧《城市启示录》。《北上》也是“历史”与“现实”两条线索在多个时间段里交叉进行，最后汇聚为一点，将整个故事与诸多人物串联起来。你为何如此重视叙事结构，这样设置有什么好处？
徐则臣：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结构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一部伟大的小说，结构极少是平庸的。因为它意味着如何用艺术的方式把你所要描述的历史、故事、人物、时间科学合理地呈现出来。一些经典长篇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往往能够达成一致，形式跟内容之间是一种完美契合、血肉相连的关系。
《北上》时间跨越114年，空间跨越1797公里。在这样辽阔的时间和空间跨度下，不可能按照传统小说的线性结构，从头一直讲到尾。我必须找到一种适合现代人快节奏生活方式的、跌宕起伏的、富有美感的结构方式，所以我选择了不同的时间点以及不同的地点，同时展开故事，形成了现在这样的双线叙事。它有些像装置艺术的叙事，即用不同的艺术体，通过不同位置，形成张力，以少胜多，相互呼应，最后通过局部呈现出整体。这样既能将各个节点兼顾到，又能节省篇幅。
记者：两条线相比较，“现实”这条线节奏明快，矛盾冲突强烈；“历史”这条线淡化故事，节奏如风平浪静的运河一般平缓。读者常常会先被“现实”这条线吸引，但随着阅读的深入，“历史”这条线更像是以流动的工笔画的形式呈现。读这条线犹如欣赏一幅包罗万象的大运河图景，随着画轴徐徐展开，各种新鲜的、热气腾腾的、融入运河肌理的人文风物一一展现，让人身临其境。这种“快”与“慢”的节奏对比是有意设计的吗？
徐则臣：是的。“历史”这条线主要写1901年发生的故事，相对比较舒缓。但是当下肯定不能这样写。小说历史跨度百余年，其他的年份、人物如果也这样写，可能最后的篇幅是现在的好几倍。另外，1901年，那个时代的节奏是非常慢的，但小说中的人物“小波罗”希望尽快走完运河，找到他的弟弟。这种想法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行程上的“慢”与内心希望的“快”之间产生了矛盾冲突。在这个过程中，“小波罗”才真正意识到运河的伟大。如果他的行程跟他内心所期待的一样快，他可能就来不及细细品味和感受这条河，更不会在临终时说：京杭运河究竟有多伟大，你在威尼斯是永远想象不出来的。“现实”这条线的节奏是和现代生活节奏相呼应的。这两条线不断切换，让我们感觉整个叙事节奏也在变快。面对越来越快的现代生活，书中的周海阔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时代能不能慢下来。他认为，扎扎实实的“慢”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快”。这里存在着“快”和“慢”的辩证法，这也是我写作的初衷之一。就像这条缓慢流淌的运河，我们的生活能不能慢下来？如果不能，又该怎么办？我想通过叙述节奏的改变来凸显自己的想法，这个节奏也是贴近历史和现实的。
探索大运河在新时代的文化意义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北上》较你以往的作品有了很大的飞跃，书写变得更加从容，不拘谨了。与《耶路撒冷》《王城如海》等相比，你认为《北上》有何突破？
徐则臣：我之前的写作基本上是写当下、写城市，小说时间、空间跨度不大，《北上》是我第一次大篇幅触及历史，也是时间和空间跨度最大的一部小说。同时，它也开始探讨一些宏大的话题。这不是要显示我写作上的野心，而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到40岁，人的阅历、思想、认知进入了开阔、沉潜的阶段，才有足够的能力和意识回头看。你会开始寻找来路，个人的、文化的、民族的来路，会去思考，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此外，《北上》磨炼了我个人写作的一种方法——田野调查和案头工作。在写作过程中，涉及如何将间接生活转换为自己的直接经验问题；涉及如何从大量的历史阅读和考察中，找到兴趣点的问题；涉及如何理解历史，如何理解世界，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我而言，《北上》不只是一部小说。在写作过程中，我慢慢形成了新的看世界的角度和思维方式，这比写出一部小说更重要。
记者：你希望这部作品能为运河文化的发掘、利用及保护起到怎样的作用？
徐则臣：行走运河的这些年，我发现有些地方把力气多半花在硬件建设上，重建运河古镇，打造游乐场所和商铺。那些复古的建筑于运河而言，仅有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古”字。经过这些地方，我常感到遗憾，在这种建设中，看不到运河史上曾出现的具有符号价值和代入感的人文景观。而这些独特的人文景观和历史遗迹，理应作为细节融入文化带的建设中。我写作《北上》的一个初衷是，如果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把运河的各项功能唤醒，那么，是否可以从文化意义上去反思运河曾经起到的作用，然后重新发掘新时代运河承载的文化功能。运河是一条河流，也凝结了一个民族的一段历史。铭记运河，某种意义上也是铭记中国的历史文化。因此，思考、探索大运河在新时代的意义尤为重要。我在《北上》里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引发更多人的思考。希望认真看过这部作品的读者，能够关心运河，并尽自己的力量，去思考、发掘、保护运河文化。如果可以，这部小说便在文学之外实现了它现实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