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坛公园里，有一个白色的藤萝架。春末，一架紫藤花盛开，风中像翩翩飞舞的紫蝴蝶，最是漂亮。其他时候，这里也很不错，我常常愿意到这里来，因为这里会常常坐着好多人，大多是北京人，退休的，到这里聊天，散心。也有外地人，一般不会久坐，只是穿行而过，到前面的月季园，或倚在藤萝架下拍照后走人。

   坐在藤萝架下，以静观动，能看到很多不同人等，想象着他们不同的性情和人生。没事的时候，我会带着诗刊到这里写生，这里是我最好的写生课堂。那么多来来往往的人，成为了我写生的模特。迅速地抓住那转瞬即逝的情景，往往让眼睛和笔都不够使唤，常常是顾此失彼，却是写生最大的乐趣。

   莫奈最初学画的时候，他的启蒙老师欧仁.布丹就带着他在户外，让他练写生，告诉他写生是其他绘画方式不可取代的，对他说：“现场直接画下来的任何东西，往往有一种你不可能在在画室里能找到的力量和用笔的生动性。”所以，莫奈最愿意在他的吉维尼花园写生他那一池睡莲。

   我不是莫奈。诗刊，便给了我这样瘸腿老马偏要奔驰的一方草地，容忍我的笨拙，让我可以在上面随意涂抹，画不好，可以毫不吝惜的在下一页接着肆意挥洒。 每月两期的诗刊，足够我奢侈的挥霍。

   去年秋末，藤萝架的叶子发黄，开始飘落了，但阳光明澈，透过稀疏的叶子，如水流淌。我已经坐在这里画了老半天了，正要起身走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位老太太，布鲁蹒跚的推着一辆婴儿车走过来，在我的斜对面坐了下来。老太太个子很高，体量很壮，头带着一顶棒球帽，还是歪戴着，很俏皮的样子；身上穿着一件男士的西装，不大合身，有点儿肥大。

   这让我很好奇，猜想那帽子肯定是孩子淘汰下来的，西装不是孩子的，就是她家老头儿穿剩下的。老人一般都会这样节省，将就。婴儿车在她身前放着，车里面没有孩子，车的样式，得是几十年前的了，现在的孩子是绝对不会坐这样土得掉渣儿的车了。或许是她初当奶奶或姥姥时候推过的婴儿车呢。如今的车上，放着一个水杯，垫着一块厚厚的棉垫，想大概是她在天坛里遛弯儿，如果冷了，就作为自己的坐垫吧。而那婴儿车已经废物利用，变为了她行走的拐杖，和那种助力车的功能相似。

   老太太别看老，长得很精神，眉眼俊朗，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我们相对藤萝架之间几步的距离，彼此看得很清楚，我注意观察她，她时不时的也瞄上我两眼。我不懂那目光里包含着什么意思，是好奇，是不屑，还是不以为然？正是中午时分，太阳很暖，透过藤萝残存的叶子，斑斑点点的洒落在老太太的身上，老太太垂下了脑袋，不知在想什么，也没准儿是打瞌睡呢。

   我画完了老太太的一幅速写像，站起来走，路过她身边的时候，老太太抬起头，问了我一句：刚才是不是在画我呢？

我像小孩爬上了树偷摘人家树上的枣吃，刚下得树来要走，看见树的主人站在树底下正等着我呢，有些束手就擒的感觉，让我很尴尬，赶紧缴械投降，坦白道：是画您呢。然后打开旧杂志，递给她看，等待着她的评判。

   她扫了一眼画，便把诗刊递还我，没有说一句我画的她到底像还是不像，只说了句：我也会画画。这话说得有点儿孩子气，有点儿不服气，特别像小时候体育课上跳高或跳远，我跳过去了或跳出来的那个高度或远度，另一个同学歪着脑袋说我也能跳。老太太真可爱。

   我赶紧把诗刊又递给她，对她说：您给我画一个。

   她接过杂志，又接过笔，说：我没文化，也没人教过我，我也不画你画的人，我就爱画花。

   我指着杂志对她说：您就给我画个花，就在这上面，随便画。

   她拧开笔帽，对我说：我不会使这种毛笔，我都是拿铅笔画。

   我说：没事的，您随便画就好！

   架不住我一再的请求和鼓励，老太太开始画了。她很快就画出了一朵牡丹花，还有两片叶子。每一个花瓣都画的很仔细，竟然手一点儿不抖，眼一点儿不花。我连连夸 她：您画得真好！

   她把杂志和笔递还我，说：好什么呀！不成样子了。以前，我和你一样，也爱到这里来画花。我家就住在金鱼池，天天都到天坛里来。

   我说，您就够棒的了，都多大岁数了呀！然后我问她有多大岁数了，她反问我：你猜。我说，我看您没到八十。她笑了，伸出手指冲我比划：八十八啦！八十八了，还能画这么漂亮的花，真的让人羡慕。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老太太这样的岁数，能够活到这样岁数的人，身体是一方面原因，心情和心理更是一方面的原因。这样一把年纪了，心中未与年俱老，笔下犹能有花开，并不是所有这么大年纪的人，都能拥有这样的心态。

   那天整个一下午，阳光都特别的暖。回家的路上，总想起老太太和她画的那朵牡丹花，忍不住好几次打开那本诗刊，翻开来看，心里想，如果我也活到老太太这样的岁数，能够也画出这样漂亮的牡丹花来吗？

2018年8月7日立秋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