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从开始发布不久，读者便迅速分为两派，支持者和反对者在网络上互相攻击，动辄上纲上线，互扣帽子。方方日记大热不仅将其本人推向舆论中心，同时也带火了一众自媒体文章，我左看右看，觉得各自有理，于是只能自己给自己戴帽子，帽檐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想来真有这般画面也颇有趣。

我们的逻辑总会陷入非此即彼的陷阱，将彼此定义为爱国者或是“恨国党”，而忘了讨论问题的初衷。生活中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经验让我们在某一瞬间有这样的感觉：当关于某个问题的讨论陷入非黑即白的僵局，参与讨论的人只能选择对或者错，丝毫没有第三种选择可能的时候，这场讨论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一、赞美与批评，事关人格与记忆

余秋雨曾对文化一词作了简短而又与众不同的的定义，他说：“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以此推之，尽管“家丑不可外扬”如今饱受争议，但深受其影响的国人在处事时难免将其作为一条准则。这样一种精神认同，约略也可算作是集体人格中的一种。

方方在自己的作品中从来都不吝啬对武汉的赞美，从来都不掩饰对武汉的热爱。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她说武汉人喜欢过小日子，而且热爱武汉爱得不由分说，很多武汉人，是不容任何人说武汉一点不好的。在其《武汉人》一书中，她评价武汉人，“表面上看上去喜欢说说大话，好在人前摆谱，但却只是想耍一点小面子，真正说来他是不骄狂的，甚至可以说在他的骨子里有的是一份慊卑。武汉人远不像上海人和广州人那么排外……”她曾以一个作家的视角评价武汉“武汉遍地都是文学题材，我特别关注武汉的过去和现在，想告诉读者不要忘记武汉的城市记忆。”

当疫情在武汉爆发，当官方宣布封城，当城里城外都一片惶惑不知所措的时候，方方站了出来，用她饱含深情的笔，记录下苦痛，记录下反思，记录下批评，记录下了疫情中武汉的“城市记忆”。方方面对武汉，爱之切而责之深。爱憎分明、不徇私护短也是一种集体人格。她对武汉的热爱与批评，合起来便是武汉记忆。

二、剖析苦难，才能治疗伤痛

《乌合之众》中有一句话：“对历史而言，个人命运可能隐藏在很小的一个小数点里，但对个人而言，却是百分之一百的人生。”此次疫情之初，方方就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句话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当疫情来临，那些因意外丧生的人从此沉默不言且无知无觉，但活下来的人因亲人的离去、身体的病痛、面临的现实困境等等饱受心理折磨。旁观者窃窃私语，迫切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不是窥私心理作祟，而是人而为人的同情心、同理心在发挥作用。当灾难、苦痛被淡化，不仅那些身处漩涡中的人会有被抛弃感，漩涡之外的人，也会被猜测，被流言击溃。

史铁生的一生是苦难与乐观并存的一部史诗，伤痛致使他的文字经常围绕着疾病、死亡与信仰，读来常常让人觉得压抑与沉重。但正是这些思考着的文字让他在与疾病不停周旋的过程中能保有一份乐观、从容、豁达，给了无数读者生活的信念与力量。他曾在自己的书中谈到读《三国演义》的感受，长坂坡前七进七出、斩人无数的赵子龙被塑造成了一个英勇神武、忠心救主的光辉形象，但那众多“只一刀便被斩于马下”的敌兵容貌如何、家世如何、精神如何却鲜有提及。我们的文化向来善于描绘宏观的事件，记述英雄的人物，对生存于宏观视野里的小人物的描写却总是吝啬有加。即使稍有提及也只是“一个王命难违的士兵，一个名将的活靶，一部名著里的道具”。

这就导致了余秋雨总结的中国文化弊病之一——淡漠公共空间。我们的历史也好，文化也好，总是围绕着国和家，家国之外的广大社会空间总是被文化拒之门外，即使偶有提及也必然是符号化、平面化的。这让我忍不住去对应疫情以来发生的种种，国家倾国之力抗疫，数万白衣悲壮逆行，十几亿人闭门不出，而他们为什么要如此决绝却找不到详尽的理由。我们看到方方给出部分理由，但这样的理由却在被网络删来删去的过程中变得真假难辨。有人说方方的文字有失偏颇，肆意渲染灾情没有宣传国家的努力不利于众志成城的大局。其实不是方方说得过多，是我们的文化基因致使这样的努力太少了。当媒体开始报道齐上一线的医护，当人们能看到医护脸上的勒痕，当有人开始关注滞留武汉生存困难的人群，方方的努力没有白费，从未气馁的二湘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方方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了疫情中的武汉日常，让被隔离的武汉群众觉得，是自己被关注，而不是“武汉人”这个代号被关注。因为普遍的情感大都雷同，而个体的艰难却各自不同。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方方日记抚慰的不仅是身处漩涡中心的个体，更是在治疗每一个可能被“牵连其中”的旁观者，最终完成一次对集体记忆的救赎。

中华民族历经磨难，战争、瘟疫、自然灾害从未曾让中华民族低下头颅。淡化苦痛并不能让地震不再发生，也不能让战争和瘟疫绝迹。相反的，正视苦痛，剖析苦痛，牢记苦痛，却能让我们保持时刻警醒的头脑，当灾难发生时能够从容应对。如此说来，记录苦难，阅读伤痛，是一种疗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