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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烨|阎纲《我还活着》:忆人怀往 情深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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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秋天起,阎纲借着“回乡探望九十四岁的老哥”,远离了喧嚣的京城文坛,从此“老汉不走了”,回到陕西礼泉老家颐养天年。但他并未就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是在一如既往地关注国内的文坛动向、帮扶当地的文学作者的同时,一直笔耕不辍,继续砥砺前行,不断地释放着灼人又耀目的光焰。近期,他又推出《我还活着》(太白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版)的文集,向人们展示了他近年来的笔耕成果,意在“与读者进行灵魂的交流”。读过这部集子之后,令人感受丰沛,更让人为之钦敬。

《我还活着》分“逆旅”、“知人”、“论世”、“回响”四辑,收入了阎纲近些年陆续撰写的散文与评论新作。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这些篇什与他以前的以评论为主的集子不尽相同,收有记述儿时往事、家乡家人,以及住院治病的散文与随笔。这些文字,情真意切,径情直遂,间或内含自嘲与反讽的意味,读来既引人入胜,又给人启迪,还令人解颐。这些都向人们表明,阎纲不仅“还活着”,而且活得老而弥坚、精神健旺。

礼泉阎家出文人才子,在关中一带远近闻名。十分地有缘和有幸,我也从阎家两代文人中得益匪浅、受惠良多。上世纪70年代,我在陕西师范大学就学期间,在学习文学写作的过程中,给了我许多指导与教诲的阎景翰(笔名侯雁北)老师,就是阎纲的本家叔父。散文与小说都是行家里手的阎景翰老师,在文学写作方面造诣深厚,对待学生也是诲人不倦。我在学习写作中,不懂的,不会的,都去找他求教,他几个字的改动,几句话的点拨,既会使文章条清理明,又会令人心里豁然开朗。恩师的耳提面命,指引了我在文学上的不断成长。新时期之初,我要调离陕西师大去往北京工作,在向阎景翰老师告别时,他手书一信,嘱我到北京之后与阎纲联系。此后,我的阎家的第一位老师,又把我交给了我的阎家的第二位老师。从那时起,我一直与阎纲有着较多的过往,跟着他学写评论,学做编辑,实实在在地在他的“拉扯”下一步步地成长成熟起来。

《我还活着》里记述儿时生活,忆述家人家事的篇什,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过去的历史时期,使人们看到乡间的日常生计及家人亲人的各自命运。《儿时的百草园》,写院井里小花园在玫瑰绽放时的满院飘香、写前院的果树在果实成熟后的相互分享,儿时的嬉闹玩耍,既带有天然的童趣,又带有乡间的乐趣。《孤魂无主》和《我的族弟是个奇葩》,分别素描了“怪异”的三伯和“奇葩”的弟娃的人生趣事,看似随波逐流的三伯和吊儿郎当的弟娃,实际上都有各自的苦衷和别样的特长。他们那拧巴的性格和独特的活法,虽然给人留下了“奇葩”的印象,却也难以臧否和不可忘怀。如许的小人物的小悲苦,显示着他们自己的性情与性格,也折射着一定的时代与社会的某些侧影。读来令人怦然心动的,是怀念母亲的《母亲是被泪水淹死的》。“母亲十七岁上嫁到阎家”,一方面要受婆婆的折磨,一方面要持家和下苦,“忍气吞声地向前熬着”。等到终于不辞辛劳地把孩子们拉大了,“升学问题,工作问题,婚姻问题一大推摆在母亲面前”,“操心这个,操心那个”。结果,不仅“身体累垮了”,还“精神受了刺激”,常常为“个个命苦”和“节节有难”而“大哭不止”。最疼爱自己的母亲在1976年3月病重弥留之际,阎纲自己也在这时因胃出血在医院紧急救治,“直到母亲断气,母子终未见面”。一句“我苦命的妈!”内含了多少感念与哀叹、愧悔与遗憾。一个一辈子都在付出和奉献的勤劳又贤惠的伟大母亲,也让读者为之唏嘘,为之感动,为之纫佩。

“逆旅”一辑中,记述自己治病经历的《在病房》和记录女儿不幸早逝的《美丽的夭亡》,在如实的陈述与记录中,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心灵的悸动和情感的震撼。女儿阎荷无意中检查出了妇科癌症,因未能提早发现而错失治愈良机,眼睁睁看着聪慧可人的爱女一步步走向夭亡,阎纲痛心至极,欲哭无泪。日记体文章在写到目睹女儿“坚守着文静与尊严,明明白白走向人生的终点”时,阎纲用了“别了,三十八年的生命!别了,三十八年的骨血!”等一连七个“别了”的排比式表述,可谓椎心泣血,涕泪交集,如泣如诉,声声惊心。经历了这样的中年丧女的人生至痛的阎纲,不惧怕再会失去什么了。因此,当他自己几次因病住院治疗时,那种坦然面对和镇静自若就非常人能比。于是,两篇《在病房》讲到两次住进医院的情形,说到诊病与治病,都是轻描淡写,寥寥几笔带过,更多的笔墨是与医生护士聊说养生与人生,与友人畅谈文学和艺术,心心念念的是如何为家乡礼泉编书作文、“报恩乡梓”,“思绪万端”都指向文坛的现状与文学的发展,文人的本能与强人的本性,于此暴露无遗。

“知人”一辑,记述了作者与一些文人的过往,对一些作家的印象。在这些文章里,阎纲施展了评论家的独有特长,在往事记述之中侧重以细节描画人之性情,在人物评说中力求以简约的语言画龙点睛。如评说诗人、翻译家屠岸,“为人恭谦让,作诗真善美,古今中外皆备我,修得诗家老更成”。如评说毗邻而居的画家吴冠中,“丰满而瘦小,富有而简陋,平易而固执,谦逊而倔强,誉满全球却像个苦行僧”。如说乡党雷抒雁,“喜欢插科打诨,嘴上挂着俗文学,一不留神就来荤的;而且好辩,你说东,他偏说西,强调真理的片面性,最爱抬杠,兴起,放浪形骸,像个顽皮的小孩,不知毛发之既白”。说到既是上级领导又是文坛挚友的王蒙,也是言简意赅,画龙点睛:“能上能下”,“荣辱不惊,俯仰自如,指挥若定”,“是绝顶聪明的存在”。说到“五同”(同乡、同学、同事、“同案犯”、同乡会)的周明,更是惟妙惟肖,活灵活现:“热爱生活,精力充沛,有求必应,有‘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和稀泥’的外交才能,是热心穿梭的文坛基辛格,八十啷当的顽童,从早笑到晚,越老越比儿子年轻,没大没小,人见人爱。”这些话语,既有形象描述,更有个性揭示,看似随口而出,信手拈来,实则天然工妙,恰如其分,精准得难以移易。这些都告诉人们,知人的要义,在于知性、知心。

集子里的不少文章,在忆人怀往时,还以星星点点的文坛记怀与往事拾遗,以点带面地勾勒出阎纲在当代文坛僶俛做事半个多世纪的大致脉络。如在文学评论方面,“十七年”时期在候金镜的指引下从事小说的阅读与评论,写作年度中、长篇小说年度概述,以《红岩》为对象,先后撰写《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红岩〉的人物描写》的评论文章和《悲壮的《红岩》》的小册子。在《文艺报》时为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大做宣传。新时期伊始,为刘心武的《班主任》作评叫好,为蒋子龙的小说集作序,大胆断言:“就我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而言,蒋子龙‘文起当代之衰’!”还有关于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作品,阎纲的评论都是及时而来,一言九鼎。这使得他的评论在文坛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与他所评论的作品一直相随相存。让人更为感慨的是,阎纲在文学编辑方面的累累业绩,被他的卓著的评论成就严重遮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阎纲在《和王蒙一起叫卖》等文章里,回忆了就任《小说选刊》专职编委时,编辑刊物求新求变,推销刊物不遗余力等情形。其他文章里还讲到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工作方面,在张炯、顾骧、刘锡诚等人的支持与帮衬下,创办《评论选刊》,在文坛首开评论推选的先河;在《评论选刊》停办后,又创办和主编《中国热点文学》,推介有分量又有新意的文学作品,一时间成为文坛内外的关注焦点。这些编刊工作以及阎纲主编的一些丛书的编选工作,我都不同程度地介入过,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我觉得,阎纲在文学编辑与文学“选家”方面的诸多独特的贡献,可能并不输于他在文学评论方面的卓越成就,至少是双峰对峙,平分秋色。把这两个方面总合起来看,阎纲在当代文学领域的作用就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既是独树一帜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无论艺术家描写的是什么人:圣人、强盗、皇帝、仆人,我们寻找的,看见的,只是艺术家本人的灵魂。”这段有关艺术创作的名言,适用于人们读解一切艺术作品,尤其适合品读“我手写我心”的散文作品。阎纲的这部《我还活着》,“纯情,传神,带体温”,在忆往怀人,谈文说艺之中,口陈肝胆,披心相付,实际上也把自己的心性袒露无疑。敢说真话,巧说实话,刚正不阿,桀骜不驯,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严气正性、风骨峻峭的知识文人的形象与精神。因而,他的《我还活着》和他的其他著述一样,当会留存下来,既成为“年齿九十”的阎纲“活着”的切实证明,也成为“其言也真”的阎纲“在说”的重要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