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怀中:战争文学的生命气象

来源:解放军报 | 傅强 

傅强:徐老好,首先要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您以90岁高龄,凭借长篇小说《牵风记》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这是军旅文学的荣耀,也是当代文学的传奇。

《牵风记》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叙事文本,是一种新的审美建构和想象,是一种浪漫自由精神的张扬。这在中外战争文学中都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在中国军旅文学中更是独树一帜。您是否有意识地想要打开一个新的文学世界,印证一种新的战争文学的叙事逻辑?

徐怀中:我很高兴,没想到还能获奖。追求某种新的构建,这种意图肯定是存在的。我注意到你发表在《解放军报》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上的两篇文章,提及“超越性写作”这个概念。我写《牵风记》没有写作提纲,先后有过两个塑料硬皮小本子,偶尔想起一个生活细节、一句有意味的话,便随手记下来。也抄写过一些古人先贤的格言,及有关文学创作的一些名家语录,用以激励自己。其中便记录下了爱默生的这样一段话:“太阳白白照亮了成年人的眼睛,可它一直透过孩子的眼睛照亮了他们的心灵。热爱大自然的人,是那种内外感觉仍然协调一致的人,他在成年之后依然保持了孩童般的纯真。”整个写作过程,爱默生的这段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

傅强:您着意于这样的超越性写作,并非始自《牵风记》。1999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发表了您的短篇小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2000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又发表了您的短篇小说《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小说自然平淡到极点,这些作品都是在为这部集大成之作《牵风记》做准备吧?

徐怀中:集大成之作不敢当,但写那两个短篇,确实是为十多年以后才姗姗来迟的这部长篇小说打了一个前哨战。《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标题下,引用了一段隐喻式的人生格言,在《牵风记》里又重复使用,成为引领全篇寓意的一个极具关键性的线索。《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中,那个小女孩的“一抹极淡极淡的微笑”,被原封原样复制了下来,便是《牵风记》中北平女学生汪可逾脸上总带出的那个“标志性的微笑”。小说开篇,正是由这样的一个匪夷所思的生活细节切入,无形中为情节的展开带来了一层空幻的神秘感。

傅强:综观您各个时期的创作,始终葆有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一种不随波逐流的创新意识,即使在纪实性作品《底色》中,也有鲜明的体现。这种文学气质在当下中国文学中凸显着一种先锋色彩。假设把您归入先锋作家的行列,您能接受吗?

徐怀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创新求变曾令我振奋。遗憾的是,先锋作家的锋芒不能为我借用。我欲再度开发自己,至关紧要的是彻底消解自我禁锢的意识,清除公式化概念化的影响,真正回归到文学艺术固有的规律上来,枯树才有望生发出新叶。你居然设想,将我列入先锋文学阵容,令我有些猝不及防。有评论家指称《牵风记》是“国风”式的书写,一下回溯到《诗经》,几乎是中国文学传统长河最为古远的源头。现在却又多承你的美意,认为这样的本土化写作,完全可以与先锋文学画等号。那么好了,分明是背向进发的两列轨道车,岂不成了殊途同归吗?

傅强:齐白石衰年变法,您90岁写出一部具有崭新审美观念与文体风格的《牵风记》,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促使您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的动力,或者说哲学依据是什么?

徐怀中:随野战军挺进大别山这段经历,是我写作生涯中至为珍贵的一个题材。我暗自发誓,不把它团弄到完全满意的地步,宁可窝在手里,也不拿出去。正如你所说,历经沧桑风风雨雨,跨越世纪门槛,一路蹚过来了。我不再瞻前顾后,最后关头,必须完全放开手脚作最后一击。希望能以一副全新面孔示人,如一只鸟儿独立枝头,避免与任何人雷同。其实,所谓独创性够几分成色,无明确界限,只在读者心中。话又要说回来,《牵风记》意在凭借自己战地生活的积累,抽丝剥茧,织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战争背景最大限度地被隐没被淡化了,小船拨转头来,驶入了亦真亦幻的另一重天地。小说的文体风格,自然而然与诗歌——最早产生的这种古色古香的文学体裁相契合。适宜如诗歌艺术那样无限开拓想象空间,充分发挥抒情性,以至于汲取诗歌声调节律的醇美与韵致。

傅强:《牵风记》的故事并不复杂,矛盾冲突谈不上多么激烈而跌宕,字数亦不算多,却写出了大海般宏阔辽远的感觉,显露出硕大丰沛的精神容量。您是否在寻求一种史诗性的效果?

徐怀中:我是在战争交响乐熏陶之下长大成人的,文韬武略马革裹尸,那种无可替代的炽烈的艺术魅力,时时在吸引着我,何尝不想写出一部概括性极强的大部头战争小说呢!但我不曾给自己设定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伟大目标,那样怕只能是苦害自己了。但就我的写作心态而言,却又不肯屈就现状,不肯向文学艺术时尚化妥协退让,时常处于一种心有不甘的情绪之中。仿佛一个建制部队,因为未能达成战斗任务不得不退出战场,以至于被取消了番号,不知道这样的一种心境年轻一辈人能否理解?我曾写过一篇短文《爬行者的足迹》,感叹自己写作的艰辛与无奈。从初学至今,不过是薄薄几本小书,哪怕是几千字的一个短篇,也都写得很苦。徒劳抱有毕生梦想,未可于海阔天空间自由翱翔一番。回首看去,一切都来不及了,你已经是风烛残年之人了!

傅强:《牵风记》是一个很奇特的文本,一方面奇崛玄幻,深邃高蹈;另一方面又写得很实很真。亲身经历加之出色的记忆力,使得您在复现和描写历史场景与生活细节时游刃有余、绵密入微。在我看来,您在细节真实上下这样大功夫,最终都是为小说整体上“虚”的那一面服务的。也就是说,您并非要还原真实的历史时空,而是要建构一个超越前人的独特的文学世界。

徐怀中:是这样的,我的用意正在于此。就整体而论,小说寓意趋向于空幻悠远,采用了泼墨大写意手法。而细节处理,则是尊崇工笔细描。蛐蛐儿的两根长须、蝉翼的超薄透明,原生态复制下来,一点不走样。生活细节与具体情节描写的充沛与坚实,便为人物形象塑造的丰满与鲜活奠定了深厚基础,进而从人物各自的生命体验中超拔出来,期望上升到哲理思考的高度。不妨说,这也正是从微观世界到宏观层面,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彼此呼应,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有读者反映说,小说虽多有匪夷所思处,却给人感觉上完全是真实的,并不质疑是源自于艺术虚构。由于提高到自觉意识上来,《牵风记》许多细节写作,屡屡获得了内心的愉悦和满足感,这在我以往的创作中是很少有的。

傅强:《牵风记》将知识分子形象置于前景,处处凸显文化的力量,亦将文化的魅力烘托到了极致。您怎么看待战争中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物形象设定是否想要传达一种启蒙的思想和精神?

徐怀中:“七七事变”以后,大量知识分子如百鸟朝凤,从大后方各地会聚于延安宝塔山及各大战区前线,以自己一腔热血,为服务战争与根据地建设作出了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我在太行山中学读书时,从校长到所有男女教师,大都是从北平、上海、南京、重庆来的。我所在的第二野战军总部及各纵队宣传部长,大多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解放战争末期,又有大批知识分子加入到革命洪流中来,为新中国开国大业准备了雄厚的人才队伍。这种情况令我感触很深,所以对我而言,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军事文学作品中应该占据一定地位,是自不待言的。

不过,《牵风记》酝酿及写作过程中,主观上我并未刻意要将知识分子形象置于前景地位。我只是在战地生活的彩云流变之间,撷取了几株个体生命的标本——两男一女,以及有着500万年“记忆”力的一匹老军马。这四株生命形象在我心目中并无孰轻孰重,也无高下之别,我甚至不在意区分开来其中哪一株属于人类,哪一株原属于动物。

傅强:小说中多次描写汪可逾弹奏古琴,给在场者留下了刻骨铭心、超越时空的记忆。其实,震撼人心的不是外在的旋律,而是这种音乐存在对人心灵的冲击。您在描写弹奏古琴的段落时,内心听觉响起的是什么样的音乐?

徐怀中:《琴赋》的作者嵇康讲:“在我看来,万物都有盛衰,唯音声不变(译文)。”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先人削桐为琴绳丝为弦,所制作出的第一张古琴,弹奏出的第一个单音,至今还应该是原本原样存在的。汪可逾一生梦想所追求的,正是逆时针回返历史的原点,听到这个世界上最初始发出的那一声古琴空弦音。古琴,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别光彩的符号出现在这部长篇中,是塑造汪可逾艺术形象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同时,我也借用这件古老乐器的大美之音,不断延伸与强化了小说的主题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