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目

徐中玉:当前文艺理论批评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在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几年来,文艺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创作相当繁荣;在理论批评方面,批判“左”的观点和两个“凡是”观点,坚持文艺应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拨正过去若干不正确的看法,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可是总的看来,理论批评工作还是薄弱,值得称赞的成果确实太少。“理论落后于创作”,“批评未能有力地促进创作繁荣”,几乎是大家一致的感觉。一般人不大喜欢阅读文艺理论批评文章,很少人愿意搞理论批评工作,从事创作的同志往往觉得理论批评对自己没有什么帮助,甚至觉得多读这些东西反而会使自己头脑僵化,成为一种障碍。为什么理论批评会这样薄弱?难道“生活之树常青”,任何理论总是灰色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究竟怎样才能树立起它在广大读者和作者中应有的良好名声呢?

理论有灰色的也有青色的

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这几年的理论批评已有若干起色,但多年“左”病缠绵,人们记忆犹新,己被损坏了的名声不可能很快就得恢复。而且瘤疾还未痊愈,有时尚在发作,实际如此,急想恢复也做不到。只有把这病治好了,实事求是地积极做出了促进创作繁荣的成绩,理论批评的良好名声才能真正树立起来。

多年来,在我们这里,“左”的思潮产生了“左”的文艺理论,“左”的文艺理论导致了“左”的文艺批评。“左”上加“左”,越来越脱离实际,以致完全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不是靠科学、真理办事,而只能靠宣扬现代迷信、发布行政命令、施行专政高压吃饭。“左”的理论批评实际上只讲斗争不讲联合,只是整人不是助人,“棍子”、“刀子”之名,就是这样来的。许多好的、较好的作品,正直、爱国的作家,不在前面一个运动中被批倒批臭,仍逃不了在后面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中灭顶。不少作家真的连生命都没有保住。当时自命“最最革命”的这种理论批评,在文艺园地里恣意践踏的结果,是使“瞒与骗”、“假大空”的东西盛行一时,而生活的真实的反映与真理的声音则都得不到保护和倾听。人们对这种理论批评直接间接已吃足苦头,在拨乱反正的另一种理论批评还刚艰难生长,而旧病有时仍要发作的情况下,怎能期望他们马上就对理论批评建立信任?人们对理论批评的轻视和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他们对过去“左”的思潮表现反抗的因素。

什么是真正的理论?这应该是用科学的方法,从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实际中进行抽象概括,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经得起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检验的理论。它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能够揭示事物本质,阐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东西。它之所以是真正的理论,就因它能够指导革命实践。例如,这种文艺理论若是真正的理论,它就应能引导文艺反映出生活的真实,促进创作繁荣,而决不是相反。

因此,科学的理论工作,应该根据斗争和建设的需要,对客观实际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尽可能占有丰富的材料,然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总结,得出规律性的知识,并不断根据在实践中检验的结果,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

如果真正的理论和理论工作确实应该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左”的思潮畅行时产生的“左”的文艺理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文艺理论,也不是真正的理论工作。那不过是一大堆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瞎说。这一大堆理论,实践证明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谓败事,即它导致产生了不少“瞒和骗”、“假大空”的东西,它挫伤了不少富有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们的创作积极性。不妨比较一下,那一时期的理论文章有几篇现在看来还算得上鲜花而值得重放?不是说搞理论的人特别低能,而是在理论领域遭到的压抑的确更重。尽管“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并未少提,但理论一直只能在经典作家的某些语录中,文件、社论、讲话的既定范围里兜圈子,所谓实际只能是书本、文件、权威人士口中所说的实际,往往并非客观生活的实际。本来需要艰苦探索的理论工作,竟变得非常容易,可以不读作品,不懂生活,不知甘苦,只要记住一些现成结论,加以引证和注释就可以了。这样的理论曾经形成压倒一切的风气,正好为“理论总是灰色的”这句话提供未必符合原意、却非常有力的佐证,难道能说人们轻视和不信任理论以至由此而来的批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么?

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肃清“左”的流毒

研究文艺理论,必须系统地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不熟悉马列主义的科学体系,就不能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的基本观点去分析、说明文艺问题。在这个基本功夫上,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很多文论研究工作者至今还是小学生。虽然我们早已有了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的自由,但由于政治民主与学术民主都不够,对马列主义的认真研究讨论展开得很少。究竟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似乎早己泾渭分明,实际混乱得很。现在知道,前些年被大批特批的一些“修正主义黑货”,其实符合马列主义,而被吹捧为最最革命的一些东西,却已被实践证明根本不符合马列主义。后人的理论是否符合马列主义,本来应该取决于千百万人实践的结果,如果这种判决权一旦操在个别人手里,就很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将很难有什么理论研究,而只有“奉命”或“遵旨”的行动。这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原来的思想,也只会阻碍马列主义本身的丰富和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尽管马列主义书籍大部分已介绍过来,可是人们所满足的,却大都是一些经过特殊挑选出来的片断语录。从这些语录,既看不出来龙去脉,原是针对什么而说,在什么条件下说的,也发现不了编选者是如何斩头去尾,不及其馀的。不是说语录全不可学,而是说“语录热”、“语录狂”发展到了以“语录”代替理论研究的地步,那就必然会把整个体系都取消了,至少在客观上是这样。今后文艺理论的研究,一定要以马列主义的科学体系、基本理论为指导,再也不能只以某些特殊挑选出来的语录为指导了。马列在文艺理论方面有不少贡献,当然应当重视和学习,但他们主要是革命的思想家、活动家,来不及对文艺问题做很多的探讨。我们不能把他们的文艺理论等同于他们的整个理论体系,认为他们的文艺理论己经完整地表现了他们的基本观点。我是说,光以他们的文艺理论为指导,不够。不能以为他们的文艺理论已圆满解决了文艺理论中所有重要的问题,在他们已经涉及的问题上,今天看来也未必句句都是真理。

有了比较丰富、正确的马列主义修养,如果缺乏文艺修养,不懂艺术规律,对文艺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没有作过任何具体的研究,对现实生活了解得极少,这样,文艺理论研究亦搞不好。规律性的知识,只有到具体的文学现象中去寻找,只有从作家们的创作过程,塑造的人物典型身上去寻找。文艺所以不同于科学和别的社会科学,因为有其自身的特点。如果无视这种特点,即不能有文艺理论。理论而不联系作家作品的实际,而不从个别到一般,具体到抽象,然后再回过来,就只能是夸夸其谈的空论。当然,若是闭户读书,脱离现实的书生,其文艺理论又会流于烦琐或空虚,没有了现实针对性,理论还有什么用?理论要求有用,就得解决当前创作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例如如何进一步提高文艺创作的质量,提高艺术表现水平,就是当前创作实践中一个重要问题。过去“左”的文艺理论大谈“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少研究文艺的内部规律,重视艺术形式会被说成搞形式主义,研究审美趣味会被说成搞唯美主义,探索创作过程中的灵感现象以及艺术感觉的特殊才能,会被说成搞神秘主义,等等。好像文艺理论就只能谈论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的斗争方面,否则便是邪门歪道。这种一味说教的理论,由于不适应创作实践的需要,几乎没人要听。探讨文艺的内部规律,总结古今中外重要作家的艺术经验,应当是当前文艺理论工作的一个重点。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它们的文艺理论也一样。取长补短,凡对建立我国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有益的东西,都应研究吸收。过去受“左”的影响,我们对外国文艺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得极少,具体分析更少,不是建立在研究、分析基础之上的“大批判”,当然谈不到有什么学术价值。近年来开始有了一些介绍,人们发现即使在过去全被否定的理论资料中,其实也不无合理的东西,至少很可供我们比较参考。各国各民族的社会生活都有其特点,如何能以我们自己为中心,强求别人向我们看齐,认为凡与我们观点有异的一概反动或荒谬?我们当然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但艺术规律有一致性,任何人在这方面有所发现有所丰富有所前进,都是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拒绝借鉴外国的有益资料,结果只能限制了本国文艺的迅速发展。从我国实际出发,立足于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要相信我们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选择、运用外国的合理资料的,并不会一看见外国的东西就被俘虏过去。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是一个无比精采、丰富的宝库。我们现在要建立马列主义的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文艺理论体系,必须大力挖掘、开发这个宝库。近年来已有较多同志在从事这方面的蒐集、整理、研究工作,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但比之形势的要求,工作的进展还是不快的。存在的问题:一是工作缺乏组织,力量尚未集中使用,有重复劳动的现象;二是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往往未能同外国文论与现代文论的研究密切联系起来,各干各的,比较沟通不够;三是资料书编辑出版太少太慢,不能较快地吸引更多的同志来充实这个队伍。研究古代文艺理论,还应当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分析结合起来。理论性的专篇专著当然值得钻研,体现在作品中的理论同样值得探索,特别我国的文论家绝大多数都有作品,结合他们的作品来研究其理论,可以感受、理解得更具体、深入。刘勰、锺嵘可惜并未留下什么文艺著作,但如《白石诗说》的作者姜夔,《沦浪诗话》的作者严羽,《原诗》的作者叶燮,都是有不少创作的,脱离了他们的作品,专就文论谈他们的理论,肯定不会完整,而且还会产生误解。

当前文艺理论研究仍要继续解放思想,肃清“左”的流毒。“左”的方针虽己结束,“左”的束缚虽已被大家突破,但要纠正“左”的传统,肃清“左”的流毒,却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总把“左”看成正确,把正确的看成“右”,这几乎已成为一种非常顽固的病症。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但还并不是所有承认的人都已深知它为什么正确,因此一有风吹草动,这种人又会表现动摇。特别在提出应该检查领导的软弱涣散,应该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这种情况很容易再现。文艺界存在不存在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呢?有的。既然有,当然应当批评,应该反对,这是绝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可是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认识上必须十分明白清楚,这只能限于指那些反对党的领导的种种表现,而不能把随便什么要求自由的意见都看成自由化。形式、风格、流派、创作方法、题材选择等,无疑都是应该自由选择的,双百方针一定要得到坚决地贯彻。如果因为要改变软弱涣散的状态而坚强起来,连原该听凭文艺工作者自由选择、自由抒写,自由竞赛的东西也横加干涉、限制起来,就会走到另一极端去。这种情况现还有所发生,虽不严重,却是应该引起领导部门注意的。总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措施上,我们确是应该严肃批评和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指出它的危害,但继续解放思想,肃清“左”的流毒,真心诚意贯彻党的双百方针,还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棍子、刀子与正确的批评

文艺批评是不是棍子?据称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两种回答都是一刀切。是与不是,实际上都非答者的原意,一定有其针对性,指一部分批评而言。真正发这种“一刀切”的议论者绝少,怕是被归纳者如此推到极端的。

有没有棍子式的文艺批评呢?当然有,过去一直不少,“四人帮”逞凶时期更多,现在有时也还看得到其残余或近似的东西。岂仅是棍子,而且还是名符其实,足以制人死命的刀子呢!大家知道,多年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几乎全是从文艺界以“批评”之名开刀的。这种完全违反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违反国家、民族利益,蔑视人民起码权利,摧残革命文艺事业的“批评”,其危害之大、之深,现在总算已经罪恶昭彰,可以无须讳言,也不烦赘述了。这样的“批评”,理应坚决反对。说这样的“批评”是棍子,很合适。现在如还出现其残余或近似的东西,仍称之为棍子,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如果只是称这样的“批评”及其残余或近似物为棍子,我看这同称所有的批评为棍子而加以拒绝,是两件事。认为否定或拒绝一切批评已成为今天文艺界的主要倾向,未免危言耸听,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极少数作者小有成就,就批评不得,分明存在缺点也听不进别人的忠告,因而把一切批评都称为棍子,当然是错误的。这样的作者极少,并未成为气候,不可能得到群众的支持。既然文艺批评中现在有时确还可以看到一些“棍子”的残余或近似物,所以,说一切批评都已不是棍子,亦非事实。只是应该承认,三中全会以来出现的大多数文艺批评,虽然正确、深广的程度不一样,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批评毕竟是主流。棍子式的东西到处会受到抵制,不再能纵横驰骋肆虐文坛,是事实。不能把这事实理解为人们否定或取消批评的结果。我认为弄清这一点很重要。

现在我们要求开展正确的批评,鼓励正确的批评;这就包含着反对错误批评、棍子、刀子式“批评”的意义在内。正确的批评应该是怎样的呢?总的说,它应该是实事求是的,靠科学;靠真理办事的,讲究批评的正当目的和良好效果的,应该正和棍子、刀子式的“批评”截然相反。

这种批评应该是分清敌我,明辨是非的。以敌为我固不对,以我为敌更有害。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通过实践的检验,是则是之,非则非之,是非爱憎分明,不搞主观主义,不搞形而上学,不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不看谁的、脸色说话,也不以书本为最高准绳。从实际出发,老老实实讲真话,坚定地用真理说服人,这是文艺批评对革命政治的最好服务。

这种批评对敌人是严厉的,毫不留情的,对自己人则是满腔热情,与人为善,平等相待,从团结愿望出发的。不是为了打击,而是为了帮助。不是为了显示自己高明,而是通过说理,共同商讨,一起前进。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不是敌人,在解决矛盾的基础上,将成为亲密的朋友和同志。即使对敌人的批评,严厉与毫不留情也并不是表现在辱骂与恐吓上,而应表现在锐利和深刻的揭露上。

这种批评既要指出缺点错误,也要肯定实有的成绩,予以应得的表扬,绝不是只有指责,只有斗争。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有多少好坏就说多少好坏,不夸大,也不缩小,力求恰当。必须注意分寸,留有余地。特别在指出缺点错误的时候,应该严肃、慎重。所谓严肃,就是对缺点错误,只要确实存在的,就应负责指出。所谓慎重,就是对存在的缺点错误,要作出具体分析。一是分析缺点、错误的性质和程度,二是分析缺点、错误造成的原因。缺点错误有大小之不同,批评时也就应有轻重之别。是思想倾向性质的还是艺术表现性质的?是根本观点上的还是个别提法上的?是许多问题上的还是个别问题上的?若是许多问题上的,则缺点错误有内在联系还是没有内在联系的?个别提法上的、个别问题上的、没有内在联系的、以及艺术表现性质的缺点错误,是小的或比较小的错误。根本观点上的、表现在许多问题上而且有内在联系的缺点错误,是大的或比较大的错误。有了缺点错误经过批评坚持不改,以致产生严重不良效果的,当然也是大的错误。批评应该根据错误的大小,被批评者对待正确批评的态度,区别对待。但既然是对自己人的批评,总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既严肃认真,又亲切感人,既使缺点错误较大,还得宽厚诚恳,不要尖刻挖苦,伤害感情,更不要随意上纲上线;如能帮助分析造成缺点错误的原因,揭示缺点错误对读者造成的危害或损失,当然教育作用可以更大。脱离实际的求全责备,不作具体分析的一味指斥,不仅难于使人心服,还可能产生对立情绪,甚至使很多第三者亦生反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批评中有些正确的东西,也不能受人重视,效果适得其反了。

这种批评必须兼顾思想和艺术,尊重艺术规律。文艺作品中的思想观点,是通过艺术形象、典型塑造来体现的,作品的是非、正误、美丑、好坏,只有通过具体、深入、细致的艺术分析,才能得出适当的结论,而这是比较复杂的事,决不能垂手可得,一望可知。思想当然要重视,但优秀作品的思想,主要深藏在艺术形象之中,经过反复涵咏、体会,往往还有一时难于领会和不能完全掌握的情况,何况还有作家主观思想和客观影响的差别。加之,读者的倾向、爱好、生活经验、欣赏水平各有不同,对同一作品评价往往有异,甚至有较大距离。特别在文艺形式,风格、流派,表现方法上,更会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若是尊重艺术规律的批评,就不应简单粗暴,认为自己的意见便是定论,必然正确。批评家当然随时可以提出他的看法,但一是不能脱离作品的整个形象体系只抓住作品中几句比较显露的话大作文章;二是不能忽视作品的艺术成就美学趣味而只谈思想;三是要承认文艺批评的艰巨性,自己既要勇于批评别人,应该同样勇于接受别人正确的反批评。勇于批评别人而怯于接受反批评的人,其批评大抵难于正确。“左”的批评者往往指责别人不接受批评,其实他们自己倒真是最怕被人反批评的,因为怕反批评,所以手里有权的话,干脆就不许别人反批评。

为什么我们过去很少正确的文艺批评?原因之一,是文艺批评的指导思想存在偏激。文艺批评被认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如果说在战争环境中,而且反动文艺还占优势的时期,人民文艺的迅速生长必须以大力开展对反动文艺的斗争为必要条件,那么,形势大为改变之后,这样的提法就有毛病了。好象批评的任务就在同敌对的东西作斗争。其实鲁迅早就完整地指出文艺批评既要剪除恶草也要灌溉佳花,遇到不是穿心烂的苹果还该尽量利用其中可吃的一部分。由于把文艺批评着重看成斗争的方法,所以多年来总是忙于挑毛病,查敌情,以挖出敌人之多作为大成绩,棍子刀子满天飞为正常现象,“文艺批评”一直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开路先锋。这种理论再也不能作为根据了。

现在或称文艺批评是“党领导文艺的重要方法”,这比过去以搞运动、行政命令、全面专政,“一言堂”来领导,的确好得多了。但这是从领导的角度来看的。我觉得,如果说文艺批评是以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和科学方法来分析、研究、评价文艺现象,从作家作品的实际出发,总结创作经验,探讨文艺规律,提高读者和作者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从而促进创作繁荣,使文艺能更好地为广大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方法,是否更具体、确切一些?

正确的指导思想,会产生正确的批评方法,导致正确的文艺批评。指导思想有偏,文艺批评就很难正确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如何正确地开展批评

方法问题是否也是原则问题?有人认为不是。我看,有些方法问题不是原则问题,有些则当然也是原则问题。“四人帮”那样来搞文艺批评,难道不是原则问题?自己人的作品中有些缺点错误,却不分青红皂白,把它无限上纲,分明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以致不但说不服被批评者,使很多第三者也产生反感。由于方法不对,缺乏应有的团结愿望,反而造成离心离德的结果,难道不应看作原则问题?否认某些方法问题也是原则问题,实际是想为某些简单粗暴、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批评打掩护,文过饰非。须知批评本身并非目的,不是对作家作品无论怎样狠批一顿就算已完成了批评的任务。批评的目的应该是帮助改正,教育人,鼓舞人,激励作者的创作积极性,使创作繁荣兴盛。如果得到的是相反的效果,那还要这批评干什么?某些批评者惯于小题大做,对人棍刀齐加要置人于死地,难道人们连一句“这也是原则问题”的责备都讲错了?

所谓正确地开展批评,就是既要对文艺作品的缺点错误开展批评,又须讲究批评的方式方法。如因方式方法严重错误,以致得不到预期的效果,违背了批评的目的,即使批评中不无合理的东西,也谈不上是坚持了什么原则。不摆事实,不讲道理,不容许保留某些不同意见,不善于启发思考,不给人认识改正的机会,一味自以为是、强迫命令,就是方式方法不对。其实,采取了错误的方式方法进行的批评,其批评至少不会完全正确,有时甚至同样极其错误。譬如说,孩子因贪玩而逃学,原是不对,应予批评或处罚,可是难道能用毒打或杀死这种方式方法来对待他?当然不能因为孩子应予批评或处罚,而承认用了这种极其错误的方式方法的批评还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随意枪杀一个罪不该死的人,在法律上是犯罪,那么,在文艺批评中随意完全抹杀一个虽有缺点错误却并非不可救正的作品,情况不也类似?

正确地开展批评,必须容许和保护正确的反批评。不容许、不保护正确的反批评,就不能正确地开展批评,两者是密切相关的。真理不辩不明,愈辩愈明,在争论中才能发展,批评与反批评就是争论。鲁迅说得好,“批评者有从作品来批判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有从批评来批判批评者的权利。”(《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杭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三)》)对过去“左”的思潮盛行时我们文艺界的实际冷落状况,这几句话可说是不幸而言中。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有怕人反驳的么?真正的英雄有不让人还手的么?他们正是在经常的论战和交手中战胜对手,而显出其革命者和英雄的本色的。

如果容许和保护反批评,批评者因为有一个平等的、有同样发言机会的对手站在面前,他就不敢随便采用“大批判”那样的故技,他就会郑重、负责、谦虚起来,因为简单、粗暴、到处是漏洞的胡说八道,到头来毕竟会使他自己的信誉在广大读者面前扫地以尽。为了使自己的议论在对手面前尽量无瑕可击、不授人以柄,他必须思考再三,精益求精,力求少出差错。这既可使评风逐渐回到实事求是方面来,也可使被批评者从中真正得到些益处。批评的质量提高了,反批评的质量势必水涨船高。这样,批评与反批评便能真正取得互相补充纠正,共同前进,提高整个学术文化水平的巨大益处。所以,只有容许和保护反批评,才能促进批评和整个学术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正确地开展批评,也必须提倡多做自我批评。缺点错误经人指出,确是对自己的帮助,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被批评者如能在这基础上进一步作出自我批评,有时很可能比别人的批评更深刻。若是对别人批评不当,甚至批评错了,引起了反批评,只要反批评很对,批评者也应该襟怀坦白,作出自我批评。我们人人都可以做批评者,也人人都应该勇于自我批评。大家都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办事,用不着强迫命令,批评与自我批评便可成为风气。被批评者的自我批评,对正确开展批评有很大促进作用。有些同志,由于不愿重蹈过去随风批人的覆辙,唯恐再伤害人,见了缺点错误往往不参加批评,更不肯公开写文批评,如果被批评者能作自我批评,就能逐渐打消这些同志的顾虑。而批评者多作自我批评,纠正自己批评中过火或不足的地方,自然也可以消除被批评者的不满情绪,改变长期以来视批评为棍子、刀子的认识。自我批评表面上只在批评自己,实际往往能给许多别人以启发,帮助他们察觉、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在这一点上,领导者的认真而不是敷衍的自我批评能起更多的作用。因为领导者总是批评被领导者的时候为多,但批评却不可能总是对的。认真的自我批评不但不会降低自己的威信,反而可以提高它。敢做认真自我批评的人是真正的强者勇者。

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必须讲究方式方法。应该容许和保护反批评,应该提倡多作自我批评。批评本身不是目的,达不到批评正确目的的批评,是失败的会产生反效果的东西。为此,把开展正确批评所必要采取的方式方法作为原则问题来认识,我以为是很有道理的。

要走群众路线

文艺理论批评工作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只有走群众路线,才能做到这个工作的四化:经常化,正常化,科学化,战斗化。广大人民群众,文艺专门家、包括作家和理论批评工作者,以及各级领导同志,都包括在这“群众”之内。归根到底,作品的成功与否,决定于人民群众是否欢迎,是否点头称赞。马克思说的:“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历史证明这是真理。

无论群众的意见如何分散,如何缺乏系统,只要有马列主义的指导,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具体分析,根据作品在广大群众中实际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还是能够把他们的意见集中起来,系统化的。走群众路线,当然不是要作一部分人的尾巴。

人民群众虽然不是理论家,写不出洋洋洒洒的大文章,用深奥难懂的术语说话,但他们并非没有理论。他们都能够批评,批评所根据的即是他们的理论。他们是最通情达理的,所以用不着讲很多废话,往往几句就评论得非常中肯,特别在大是大非方面。专门家尽管有比他们高出一筹的地方,但在明辨大是大非方面,往往为因袭的重担所限,反而比不上他们敏感。比如他们决不会称赞不能使他们易于看懂的东西,而有些人则会找出很多理由来掩护甚至连作家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说了些什么的作品。专门家能够帮助他们有所提高,但专门家也必须从人民群众吸取营养,先做他们的学生。

只有发动群众大家都来参加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这个工作的上述四化才能逐步实现。经常鼓励他们发表意见,经常倾听吸收他们的意见,他们就是在参加这个工作了,并不是一定要他们写了文章才算参加。应该让他们自由发表意见,不能象过去组织“大批判”那样先给他们定什么调子,而在整理研究他们的意见时,当然也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旨,来个合则留不合则弃。尽可能发动群众一道参加,评论就能经常化。经常化了,便会正常化。可以说好说坏,也可以反批评,提出不同看法,或修正补充,或竟推翻。七嘴八舌成了习惯,切磋琢磨成了风气,就没人害怕批评与反批评了,工作就可正常化了。彼此坦率诚恳,无话不谈,平等讨论,精益求精,共同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科学化便有了保证。在科学化的基础上,出以群众的强烈爱憎,必然能发挥出评论的战斗作用。

走群众路线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主要是说它是从群众中来,代表群众的意愿和根本利益的,这同过去的“运动群众”,嗾使一部分人一湧而上把自己不喜欢的作家作品压倒、毁灭的做法绝不一样。发动群众一道来做这工作,并不是要以“人多势众”把谁压服,仅仅因为有广大群众参加,才能正确开展这个工作,才能保证凭科学和真理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单凭人多势众,若在本质上并不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与态度,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用适合于解决思想问题的说服帮助方法来解决。手中无真理,连强制性的行政命令都行不通,更何况“评论员”之类的名义?我觉得完全不必这样做。“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旨哉斯言。

领导者一般说因岗位关系,情况了解较多,因而看问题比较全面,对他们的批评意见应该重视。但他们不可能熟悉所有事业,对下情也未必很清楚,所以批评意见不一定都中肯。既应重视,又不能迷信、盲从。领导者更应有倾听群众意见的雅量,以能代表群众为荣,而不以特殊人物自居。以我国之大,工作之多,负担之重,连一部影片、一本小说之微都要领导人表了态再拍下板来,这是很不正常,事倍功半的现象。为什么不可让群众让文艺界广大同志一道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难道广大群众连这样的问题都妥当解决不了?所以,要走群众路线,还要有相信群众这个前提。

我们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条件正在不断得到改善,正在曲折前进。事实是旧问题解决后,必然又会产生新问题。只要道路对,群策群力,我是相信一定能作出值得称赞的成果来的。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02期。此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